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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言、重言和寓言，这是庄子对自己论说方式的概括，它们对形成庄子恣肆汪洋的独特文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下》篇称，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这是谈卮言、重言和寓言产生的社会背景、特点和功用，即庄子认为天下污浊，无法用庄重的语言交谈，所以就用无心随意之言与世俯仰，用为人所推重之言使人信以为真，用有所寄托之言来广泛阐述道理。它们虽可以分为卮言、重言和寓言，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虚诞夸大和不着边际，即庄子所谓“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在《寓言》篇里，庄子又从它们在全书所占比重和取信于人的程度加以分析：寓言为十分之九，重言为十分之七，卮言则天天讲。在庄子的“三言”中，卮言内涵的解释最为纷繁，也最难差强人意。重言次之，寓言又次之。而比较说来，卮言又是最富于庄子个性的创造，这一方面是由于重言和寓言也为其他诸子所乐用和常用，另一方面也由于卮言是庄子最为推崇的，认为是“和以天倪”，即源于、合于自然之道。
由于说清庄子“三言”的真切内涵已属不易，再把这内涵的解说让大家都能认可，就更为困难。所以近人胡远口说：“庄子自别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实重言，皆卮言也，亦即寓言也。”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也赞同这一意见。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庄子的“三言”，则有一个本质性的共同点，即虚构。
也正是“三言”的虚构，才使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里最富有文学价值。若再把庄子的散文放在整个史官文化笼罩下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长河里审视，庄子敢为天下先的创造勇气—以虚构这一最富有文学特点的手法来写作，以表达他对人生的理解，就更有了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
因为史官文化是以追求纪实和实用为第一要义的，而虚构，特别是庄子的虚构，是为了排遣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强烈不满，是为了挣脱身外名利对内心的种种困扰。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文章与屈原的楚辞一起，构成了异于中原北方史官文化的另一系统一—巫文化系统，它具有更自觉、更鲜明的自娱性。
比如在《逍遥游》的篇末，惠施告诉庄子，有一棵大树叫梅，长得糟糕透顶，人人都厌烦它。而庄子却情有独钟，主张应把它栽种在“无何有（虚无）之乡，广莫之野”，然后悠闲自在地躺在树下面休息。这里的“无何有”就再明白不过地告诉读者，他要栽种大樗的地方根本不存在于人世间，而是他恣意虚构出来的地方，是卮言而已。
“无何有之乡”的虚构，充分地表现了庄子调侃世人、追求自娱的文风。由此直接启发了汉大赋里公然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取名为“子虚”、“乌有”、“亡是公”等等，直露地告诫读者这本是些不存在的人，虚无的事。
而在汉赋里作者却又一律将这些子虚乌有的人物毕恭毕敬地尊称为“先生”。由此可见，庄子“三言”的虚构性、戏谑性及其自娱性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文学创作应多一些自由的灵感，少一些刻板的拘束，庄子的“三言”在这方面，具有一种恒久的理论昭示与实践启迪。
因此，在阅读庄子“三言”的过程中，没有人会胶柱鼓瑟地去理解，把其中的故事、言谈一一作为史实来认定，而是给庄子以切合其文本的文学解读。由此也达到了庄子在《外物》里所倡导的“得意忘言”、抓住关键来阅读和欣赏的文艺主张。
参考资料
《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