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孙雯通讯员杨朗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上7点，瑞典学院宣布，将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汉德克是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年，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得知自己获奖消息时这么说。耶利内克是典型的奥地利“68一代”作家，个性叛逆，创作先锋，而汉德克却以他更具实验性的诗歌和无政府色彩的作品赢得了一批像耶利内克这样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在文坛驰骋半个世纪以来，汉德克早已大奖压身，如霍普特曼文学奖（），席勒奖（），毕希纳文学奖（），托马斯·曼奖（），以及年的卡夫卡奖。后者创立于年，历届得主包括菲利普·罗斯、伊凡·克里玛、耶利内克、哈罗德·品特以及年得主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年，时年24岁的汉德克刚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大黄蜂》。在这之前的年，汉德克已经从格拉茨大学法律系退学，专攻写作。一头长发，一身嬉皮打扮的汉德克，以黑马之姿参加了于美国普林斯顿举办的德语文学社团“四七社”年会，是当年最年轻的与会者。年会聚集了众多文坛名宿如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人，汉德克并不怯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了当时的德语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使德语文坛为之侧目，风头一时无二。
两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剧作《骂观众》，这部藐视观众、藐视剧场的经典之作引发了空前轰动，汉德克因此确立了他在德语文坛不可撼动的地位。
《骂观众》收录了三个剧本，这些被汉德克自己称为“说话剧”的剧作为他赢得了赞誉无数。《骂观众》全剧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只有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和幕布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卡斯帕》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性堪比《等待戈多》，它表现的是一个名叫卡斯帕的人如何学习说话。汉德克表达的是人学会了说话后，人如何为语言所折磨，人如何成了语言的奴隶，如何为语言所控制，而这“语言”又常常仅仅表达了传统的意识或统治者的意识而已，如今，正是这种语言已经驯化了人本身。
年10月，74岁的彼得·汉德克曾来到中国，从上海，到乌镇，再到北京。在北京，他和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作家邱华栋有一场交流，那些充满思想深度的犀利言谈
对当时在场的观众而言，是一种永远而特别的回忆。
年10月，彼得·汉德克在北京
下文为彼得·汉德克在北京的演讲摘选——
我以前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具有诗意的作家，但是带着一些戏剧性的倾向。
我的灵魂是诗歌，而且我的整个机制都来自于诗歌。从根本上来讲，我自己在探讨或者戏剧创作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偏向诗歌的，偏向抒情方面的诗人。而我的戏剧性的东西更多是我的灵魂深处的多声部的东西。我从机制上来讲是一个诗人，或者是史诗作家，有的时候我是一个戏剧家，有的时候我写首歌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吉他。人们读我的散文创作，可以当作一首歌，是没有乐器的一首歌。而语言就是我唯一的乐器，对我来说这就是文学，也就是语言。而今天的问题是，很多文学问题丧失了本身语言的一些力量。
我有一种非常少见的节奏，我创作的重点是叙事性的创作，史诗性的创作。这就像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枝杈，这些枝杈可能也同样重要、同样美丽，这就是戏剧创作。我也为一些电影写创作的脚本，但是这棵树的主干仍然还是这个史诗性的叙事，我也别无选择，我的创作基本上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天性，我也非常高兴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样对于文学来说是很好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在我的写作当中我感受最多的是一种振奋，而且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很多的喜悦。但是可能之前你的情绪感受是害怕和愤怒，之后就会有愉悦。就像歌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喜悦和痛苦交替着碾过我的心头”，他在作品当中用拉丁语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痛苦和喜悦的这两种情绪。如果除此之外还能感受到一点愤怒的话其实是好的，但是恐惧、害怕是很难克服掉的。要说彻底没有恐惧也是不正常的，最主要的情绪其实是喜悦，这种喜悦和节奏。
拍电影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作家也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法则的“违抗者”，作为一个作家，不能是一个常规的东西。从神那里所获得的一切不应该有这样一个无所谓的法则，作为作家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都应该去打破它，违反它。我觉得我写作的时候不像卡夫卡，我自己写作更多偏向于像一个没有法律的人，像是从法的界限当中跳过去。假如在写作的时候彻底地跨越界限，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完全自觉的规则的违抗者，而没有人可以违抗我，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干掉，在我看来写作就是一种“罪”，恰恰这种“罪”里面蕴含着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在违反了一个规则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做到其他的事情。
每个规则的违反者都是不同的，所以得失寸心知吧。确实有一些作家可以模仿，但是真正的作家是无法被模仿的，其实我们从那些真正作家身上能够模仿到的东西就是走自己的路，不是其他人的路。所以这个是伟大文学能够教给大家的东西。
其实写作也好，文学创造也好，确实有它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慢慢试图去打破个别的界限，而文学的规则更多要保留在形式的层面上，不要形成一个固定的路线，如果打破自己的固定路线就是规则的“违反者”，每个句子都要让它陷入危险当中，这样就可以反对自己，把自己的规则打破，这个也发生在我身上。不管是一次还是一百次，都允许自己打破自己的界限或者规则。没有哪一个作家是完全纯洁的，有的时候你要变得更肮脏一些。
我每天都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而写作恰恰能够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让我去亲近其他的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或者当我充满非常好的，而且是充满良知的写作的时候。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更喜欢和一些神话当中的人物在一起。
卡夫卡说过不耐心其实是一种最大的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我不是指今天也不是指在这里，但是也许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不耐心不耐烦使一个人变得更丑陋，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我是严肃地说的，它比一个坏习惯更糟糕。我个人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我所有的习惯都是好的。我的习惯让我变得更好，而我的习惯让我恰恰成为我现在这样一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并不是那么好。
我甚至是痛恨幽默，我喜欢开朗或者说乐天。而歌德说过一句话，幽默其实是一种相对等而下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幽默应该是严肃的一个衍生品，卡夫卡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作家，但是就是因为他非常严肃，所以他写出一些东西会让人感觉到发笑。没有这种深度的严肃是产生不了幽默的。
作为作家，其实我更像是一个门外汉，也可以做一个比喻，作为读者来说，我可能像一尊佛像，但是如果作为作家，我可能只是个小蜗牛。这个比喻里的大小比例大概就能说明我如何作为读者和作为作家。
对于我来说，阅读就代表着伟大的生活，一位来自于19世纪的著名的作家约瑟夫·艾辛多夫，德国的一位诗人，他也是一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诗就是这个世界的心”，但是对于我来说，阅读就是这个世界的心，对我来说，生活不是去电影院或者去博物馆，而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阅读者。
我现在到中国已经有十天了，我现在非常想念阅读的时刻，因为在旅途当中比较难以专心去阅读。对我来说读报纸不是阅读。我也曾经非常喜欢读迪伦马特的作品，我更喜欢读迪伦马特的长篇小说，对马克斯·弗里施的作品，我更喜欢读他的日记，而不是长篇小说。我认为还有比这两位更为伟大的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还有19世纪的戈特弗里德·凯勒，如果要是谈到我喜欢读的书、作品，我可以一直讲到今天晚上可能都讲不完。但是谈到这样的话题，更好的是两三个好友独自的亲密的交谈，而不是面对这么多观众。
在我年轻的时候，书把我引向了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书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作家是福克纳，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一套旋律，在不同阶段也许有不同的喜好。我18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加缪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就不再读他了，我现在读福克纳的作品会有类似的恐惧感，生怕我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再也不读他了，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福克纳像我的父亲一样，而现在我已经不需要父亲了，我需要的是兄弟，也许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姐妹，甚至年轻一代也可以给我很多的激励。
在文学上没有所谓的高峰，最多是一个小山丘，人们在可以在上面建一些葡萄园之类，还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小山坡上玩，而这就是文学。文学不应该用石头直接堆积起来，也不是雕刻出来，所以不是固体的，而更多应该是水，是空气。我特别喜欢读《老子》这本书，还有庄子，所以我对里面关于水的论述是很有感触的。
从根本上来讲，如果没有了自我，那就没有了文学，如果没有自我，就无所谓诗歌。比如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真正诗歌性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这个人物在发声，但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人本身在发出声音，而不仅是作者的声音。
全世界都只有一种文学，没有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这样的区分，讲述本身在德国和在中国都是一样的一种行为，我很不喜欢或者说我痛恨“讲故事”这个词，荷马也是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在讲述，但他们不是“讲故事的文学”。我们并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国家的区分，德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学，只有全世界的人都认可的伟大的作品。
我觉得老舍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好，就像一个编年史的作家，就像是一个史学家那样精确，他在描写一个个体的编年史，而且在这点上读他的作品真的是很好。我自己也曾经希望过成为这样一个编年史的作家，但是也许因为我个人身上主观的色彩太强了，但是在这点上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害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