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庄子作注,后人却说不是他注庄子, [复制链接]

现代人提起三国，津津乐道的就诸如吕布张飞那样的传奇武将、赤壁夷陵那样的著名战役，还有诸葛亮荀彧这样的知名谋臣。但对普通读书人来说，三国却是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弃叛之世，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有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物质上的苦难，也有理想幻灭，陷于虚无的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举凡中国历史，那些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往往也会成为思想家们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三国时期也不例外。在三国魏晋南北朝长达三个世纪的乱世中，豪门世族纷纷迁徙避难，促进了南方与北方的文化交流，也让各派思想得以相互沟通协调，碰撞出璀璨的火花。例如众人皆知以嵇康、阮籍等人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便是魏晋思想史的主要角色。而如果说“竹林七贤”代表了三国后期魏晋思想史的主线，那么郭象则是一个异类

颐和园彩绘上的竹林七贤

一、郭象的时代：从乱世到治世的过渡阶段

郭象，字子玄，河南人。他与竹林七贤一样出生于书香世家。他出生于年，与当时魏国的读书人一样，喜好老庄之学。《世说新语》对这人的评价是“为人薄行，有俊才”，也就是说他有才，但品德不好。他的一生颇为平淡，没有什么令人津津乐道的大事，但是他的思想则颇为奇特，值得细细研究。

郭象

在郭象出生之前的时代里，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没有了使用价值，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号召力。于是心灰意冷的读书人便脱离公共生活，趋向于“玄学”，也就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中寻求慰藉。他们不再像以往太平时节那样徐图进取，主动为国家效力，而是放浪形骸，整日无所事事，以“清谈“消磨时间，对政治则唯恐避之不及。嵇康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自述《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性格懒惰，生活邋遢的死肥宅，“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并且，他经常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例如他会驾着车毫无目的地在野外四处乱逛，等走到没路的地方，就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后来，他因为不愿意做官而被司马昭处死，死之前以一首《广陵散》为其绝唱。嵇康的境遇受到时人广泛同情，并广为流传。

卡牌游戏《三国杀》里的嵇康

平心而论，读书人的这些行为属于乱世之下的“独善其身”，也是一种“躺平”式的反抗，无可厚非。但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没有丝毫用处，更无助于提高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于是，在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时候，另一些读书人则在探索一条与世俗融合的道路。

在时局影响下，郭象对玄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郭象成年后，拜向秀为师，研究玄学。向秀是嵇康的友人，注释过《庄子》。然而，师徒二人很快就闻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在嵇康死后第二年，魏国灭亡了蜀国，虽然还有吴国在负隅顽抗，但天下统一之势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已经不再适用，统治阶级就需要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来重申对读书人的号召力，而读书人也需要证明自己参与政治是合情合理的。于是，向秀本来声明自己不愿做官，但是嵇康死后，他就立刻去求见司马昭。司马昭问：“你不是说你不愿做官吗？”他回答道，那些不做官的人都是“狷介之士洁身自好、孤傲不群，不足多慕”。郭象也步上老师的后尘，去司马昭处求得一官半职。但他又不肯让别人认为自己背叛了原本的道家思想。于是，摆在郭象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儒家和道家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给调和起来。

二、调和儒道思想的努力

为此，郭象首先贬低庄子思想的价值。他在与向秀合著的《庄子注》序言中说，庄子的语言，辞藻华丽，但缺乏实用性，所以他只能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绝无可能与孔孟的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这样，他就给自己重新阐释庄子的文本，进而解构庄子的思想打下了基础。

郭象《庄子注》书影

接着，他试图调和庄子的“自然”与儒家的“分”这两个概念。郭象认为，所谓的“自然”，应该解释成“事物本身导致的它现在的状态”。人们应该遵循固有的秉性，就是遵守他们在自然和社会秩序中被安排好了的位置，安分守己，这样，所谓的“道”就能够实现它的作用，自然即可风调雨顺，社会也可以有条不紊运行下去，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实现各自的价值了。这样，在郭象的论述中，道家的自然就和儒家的社会秩序等同了起来：老百姓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不要造反；读书人则应该主动响应官家号召，入官为宦，并且以身作则，带头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而不是像竹林七贤那样不问政事并且言行举止奇怪。

对于老庄思想中的另一个重点“无为”，郭象也另有表述。他解释道，庄子和老子都没有说清楚，所谓的“无为”，并不是要人隐居山林，避世不问，而是说要将有为蕴于无为之中。读书人可以接受朝廷委任的官职，只要他在履职时一心为公，没有为自己谋求好处，他的行为就是符合自然之道，是“无为”的。他的行为就是没有受到外力干涉的所谓“无为而治”。这样，郭象就在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有为”之间架起了一道文字的桥梁。

相较于这样的文字游戏，最难办的还是将庄子思想的内核重新解释一遍。庄子的思想内核是追求平等的，而儒家则是要维护等级制度。我们都熟悉庄子的《逍遥游》，庄子在里面使用了展翅高飞的大鹏与鹌鹑、昆虫的对比，来说明三者虽然境遇千差万别，但并无高下之分。而郭象则认为，无论是大鹏、鹌鹑还是昆虫，都有它自己的名分，并通过这个名分在它所属的整体——也就是“自然”中起作用。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圣人与小民的区别是按照他们的名分自然形成的，而他们的自由就体现在遵守这些名分。譬如，农民就该勤劳种地，读书人就该做官，而皇帝就该治理天下。这样一来，庄子所批判的等级制度就变得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只要符合“自然”，等级制便也成了“逍遥”的一部分了。

庄子认为“圣人”——有德行的统治者——破坏了远古的至德之世，所以对圣人恨之入骨，骂圣人骂得特别厉害，甚至说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的话，而郭象则必须在庄子的语言框架内为圣人提出辩护。对此，郭象写道“此云及至圣人，犹云及至其迹”，说庄子批判的原来并不是“圣人”，而是“圣人无迹”，也就是圣人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处在他应该的位置上，导致圣人本身看起来像是不存在一样。为什么圣人的“无迹”会受庄子诟病呢？郭象回答道，这是因为到了后来，人们都只晓得按照圣人的要求来办事，而忘记了圣人的要求都是符合自然的。这样，在后世，人们就会盲目地照搬先前圣人的行事准则，而忘记了圣人的目的，最终破坏了朴素的和谐。

由此，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圣人从破坏至德之世的罪魁祸首，摇身一变成了至德之世的必要条件。但是，与此同时，圣人之“无迹”也在破坏着至德之世的基础，最终导致后者的礼崩乐坏。所以郭象感叹道“有圣人就有这样的弊病，我有什么办法呢！”

三、庄子注郭象：隐藏在注文里的政治理想

通过对《庄子》的颠覆性解释，郭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他说，几千人聚在一起，如果没有头领，就会陷入混乱。“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群体是必须有秩序的，要有秩序，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位置。若是所有人都没有区别，又没有领导者，就必然混乱。而“圣人”的目的，就在于把所有人都安排在自己的位置上，让他们能够发展自己，从而让社会井井有条，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郭象心目中的“圣人”毫无疑问就是司马昭了

因此，郭象认为，对圣人来说，片面地追求所谓的“至德之世”是不现实的。因为圣人要“无心”，就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去干涉这个社会的运作。因此，为了避免圣人沉溺于想象“至德”而无法自拔，圣人必须得到百官的辅佐。百官一方面辅助圣人将众人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一方面对圣人加以劝谏，不断将圣人拉回“无为”的轨道。

郭象在书中并没有对读书人的位置作太多说明。但是这无关紧要——在他精通儒家典籍的读者看来，讲到这里，读书人的位置也就不言自明了。郭象通过对庄子的这一通解读，将玄学的无拘无束拉回了儒家的轨道，从而为他自己的个人选择做了注解。因此，后人说，不是郭象注庄子，而是庄子注郭象。

四、如何理解郭象

后世对郭象的评价充满了争议。然而，不可否认，他比他的同类们要如鱼得水。他在西晋官至太傅主簿，对他为官的评价是“任职专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很符合他的哲学。至于他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所解释的老庄哲学，还是只是把解释老庄哲学当成自己安身立命乃至飞黄腾达的阶梯，就难以知道了。其实，如果结合大环境来看，他的作为也不是难以理解——他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矛盾心态：在那个天下即将重归一统的时代，读书人一方面习惯了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另一方面又渴望在新崛起的政权里出人头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对这种矛盾加以调解，让自己心安理得。从这个角度来看，郭象的理论其实也并不复杂，只不过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论的又一个翻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