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开始扬雄提出“爱奇”、“爱义”的观点来看，“扬雄所谓‘爱义’与‘爱奇’，主要是从史料是否具有垂范后世的教化意义上着眼的，以‘奇’为不正；而并非从史料是否具有真实性上着眼，以‘奇’为怪异。”这就是说扬雄提出“爱奇”一说，只是针对司马迁选取的史料是否符合儒家标准而言。但是到了后代，学者们谈论“爱奇”时不仅与爱义、反经等联系起来，同时还涉及《史记》材料的真实性问题。有人称赞其“事核文奇”，亦有人批评其“好奇轻信”，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大家也是争论不已。
一、司马迁“爱奇”轻信
“实录”与“爱奇”是《史记》中的两大特点。在提到“实录”时，历代学者无不称赞有加，但在提到“爱奇”时，则有不少批评的言论。除了批评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外，还有认为他“爱奇”轻信，在选择材料录入《史记》的时候只是凭主观的好奇，而忽略材料的真实性。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将一些虚构的、不合常理的史料载入史册。对于这一点历代均有所论述。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暗惑篇》对《五帝本纪》中“瞽叟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一事作如下评论：
且按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刘知几认为司马迁记载的黄帝、尧、舜的轶事并不可信，属于传说轶事，而司马迁却将其记载下来，这没有遵循取材的真实性原则。
宋高登在《高东溪集》中说到：“《史记》直谓教熊罴貔貅貙虎以战，盖‘爱奇’而遽及怪异不足传信。”高登认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训练熊罴貔貅貙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一事，属于奇闻怪谈，是不真实的。但司马迁出于好奇却将这些虚构性质的传说故事记入史册。
金代王若虚在评论《项羽本纪赞》时提出：“迁轻信爱奇，初不知道，故其谬妄每如此。”接着王若虚又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第一，对项羽重瞳一事表示怀疑，王若虚说“商均，舜之亲子，遗体在焉，然不闻其亦重瞳也。而千馀年之远裔，乃必重瞳耶？”质疑舜如果是重瞳子，那么为什么其亲子商均不是重瞳，而千年之后的项羽却是重瞳呢？第二，认为“项羽重瞳”此事的来源不可靠。王若虚说“周生何人？所据何书？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连发三问，认为“项羽重瞳”是无据可考的。第三，认为舜以德践天子之位，项羽因暴虐失天下，均与“重瞳”无关。明代的郝敬也认为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因个人好奇心的驱使，完全不理会常理，而收录许多荒诞离奇的神话传说。如他的《史汉愚按》中说：
夫龙不可豢，豢龙而即氏御龙，犹吞薏而姓姒,吞鸟卵而姓子，皆悠谬之谈也。史迁好奇，不详事理有无，多此类。
郝敬认为龙是不可以豢养的，“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女脩吞玄鸟卵生大业”这些神话也是荒诞不可信的，但是司马迁却不顾其真实与否，将这些荒谬之谈大量的载入《史记》。对于《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伯禽三年报政”与“太公五月报政”一事的记载，清代刘咸炘认为是司马迁好奇轻信的表现，他引明末黄淳耀《史记论略》中的评论：
夫三年者，报政之常期。……太公，圣人之亚，治国必当有法，岂有五月报政之理欤？为此说者，谬悠之谈。而太史公、《淮南子》、《韩诗外传》采之，皆好奇轻信之故也。
从历史中的政治制度考察，以三年为期，汇报执政情况是符合当时的现实状况的。而在执政五个月后就汇报执政情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但司马迁却不考察事理的有无，而将其载入史册，所以刘咸炘认为这也是司马迁好奇轻信的表现。
由以上材料可知，历代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爱奇轻信”主要表现在将虚构性的、不合常理的事件载入史册，从而忽略史料的真实性，造成《史记》中出现失实的情况。
第二，认为司马迁主观的“爱奇”心理，导致在处理史料方面有失偏颇。除了将虚构性、不合理的史料载入史册会造成《史记》失真之外，处理史料时不恰当的做法也可能造成失实。如唐代的陆淳在《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中引赵匡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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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好奇多谬……且迁作《吕不韦传》云：“不韦为秦相国，集门客千人，著其所闻，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悬之秦市。”及其与任安书乃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则迁所论不韦书，与传自相违背。
赵匡认为司马迁在处理史料方面存在“好奇多谬”的情况，他列举了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一事。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吕不韦是在任秦相国时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而在《报任安书》中却说吕不韦是在去蜀地之后才编著《吕氏春秋》，这便与列传中的记载自相矛盾。赵匡将这种谬误归结于司马迁的“爱奇”，所以才会说司马迁“好奇多谬”。
宋代王观国说：“大率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观《史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②这里强调司马迁一味好奇求异，从而过多的篡改前代史籍，降低了《史记》的可信度。就“赵氏孤儿”一事，清代赵翼说：
《史记》之说武为庄姬所生，则武乃赵氏嫡子也，而《晋世家》又以为庶子；……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谬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其抵牾，信乎好奇之过也。
赵翼认为屠岸贾一事属于虚构性事件，其来源不可靠，是司马迁采集异说而来，不见于前代典籍。特别是在记载相同事件时出现相互矛盾冲突的地方，明明知道有错误也不加以改正，便将其列入史册，这是司马迁好奇之过。
二、“爱奇”不违背《史记》的真实性
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道：
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
这里的好奇就是“爱奇”的意思。司马贞认为司马迁“爱奇”的表现就是“旁搜异闻”，《史记》纪事所涵盖的历史跨度长，期间有不少史料缺失，所以司马迁不得不采取旁搜异闻的方式来弥补材料的不足。同时，司马贞又指出，司马迁对这些异闻的记载也没有过多着墨，只是言简意赅的加以记录。所以司马贞得出的结论就是，“爱奇”并没有违背《史记》的真实性。
又如宋代的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此庄子寓言也。……太史公好奇多爱，而不取许由之说，何哉？……与子虚亡是乌有何异，故凡庄子所言，若孔子见老子犹龙之语，皆寓言无实，不可信。
陈善举司马迁不取许由传说的例子，意在证明司马迁虽然好奇但是不轻信。陈善举认为许由的传说属于庄子的寓言，而庄子的寓言子虚乌有，毫无凭据，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虽然司马迁好奇异之说，但是对于这种虚构之事也是摒弃不录的。再如明人王鏊在《震泽长语·文章》中评论《张苍列传》的时候说：
《史记·张苍传》叙至迁御史大夫，忽人周昌，周昌后又入赵尧，赵尧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后仍入张苍，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继为御史大夫者也。
王鏊不仅表彰了司马迁在叙述周昌、赵尧、任敖、张苍四人迁为御史大夫时巧妙的布局，认为四人相继为御史大夫一事实属怪异，但也确是事实。所以王鏊认为司马迁在注重文奇时也不忘尊重历史的事实。又如李景星在评论《卫康叔世家》时说：
惟“武公弑兄”一节不见于经传，而史公率意书之，遂不免后人攻击。然当时必有所据，遂附诸传疑之列，谓其未免好奇则可，谓其故为诬蔑则过矣。
李景星认为“武公弑兄”虽然并没有载于经传之中，但是这件事在当时绝对是有据可查的，而非司马迁凭空想象。所以，可以说这是司马迁因好奇而记载此事，但并不能以此污蔑司马迁，否定此事存在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各家对于司马迁“爱奇”轻信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司马迁对神话传说、奇闻异事等的记载，一致认为这些故事缺乏合理性，从而怀疑《史记》的真实性，认为司马迁好奇轻信。又或者从司马迁处理史料的角度入手，认为司马迁在处理史料的时候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史记》失实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