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的专业医院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50530/a1vj35f.html文/董元奔
本文早前已公开发表，这里系作者转发。插图系后加，取自百家号免费图库。
（图片：封建制变法先驱之商鞅）
决定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是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观念，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发展成果，而科学技术是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是重要的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过程来看，文化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繁荣的典型表现是文化争鸣，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代，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好多次文化争鸣，其中较大的有三次，这三次文化争鸣与封建制度的命运息息相关。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使法家脱颖而出，封建制度得以确立，法制从此就一直是封建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二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地主阶级推动了儒道释三教的争鸣及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封建国家的完全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最繁荣的时期。第三次，明清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中的中西学之争，使科学和民主最终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埋葬了中国封建制度。
（图片：百家争鸣之儒家孔子）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封建制度得以确立
西周是继夏商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奴隶制政权，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一般总是最后阶段，因此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推动这一巨大历史变化的动力就是诸子百家的文化争鸣。
诸子争鸣推动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诞生，经历了三个既先后延续又有交集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春秋后期，主要是儒家与道家之争。
周王室东迁后，诸侯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彼此间的争霸战争此起彼伏。春秋后期，通过对小国的争夺、吞并或控制，楚、齐、晋、秦等各大国的国力势均力敌，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不仅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能量在消耗，相反，这种能量却在悄悄的快速积累，因此社会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命运难以捉摸，自然也就非常恐惧。天下向何处去，成为春秋后期思想界的重大研究课题。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小国寡民”说。鉴于分封制仍然在诸侯国内存在，老子主张各国在内部持续进行分封，使大国变成若干个小国，小国变成若干个微型国家。当天下出现上千个乃至数千个国家时，每个国家都不再具备进攻别国的实力。同时，老子反对教育，他希望天下人愚昧无知。这就是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观。老子认为，小国失去了称霸能力，愚昧的人除了用原始的生产方式创造必须的生活资料之外，不再有竞争欲望，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为道家的观点不可行，从而提出了“克己复礼”说。春秋前中期的大国争霸严重践踏了周礼，春秋后期各大国的相持阶段给周王室复兴周礼带来了可能性。孔子认为，通过礼制教育，能够在各国上层社会中培养一大批“彬彬有礼”的君子，从而影响各国回到唯周王马首是瞻的传统，天下就能够重新在周王的统治和周礼的制约下实现大一统。
第二阶段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主要是儒家与兵家、墨家的争论。
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各国之间的均衡被打破，吴国、越国凭借水军相继崛起，挑战楚、齐、晋等传统大国，传统大国跟新兴大国之间相继爆发战争。怎样恢复早前的均势呢？
儒家学派的子思提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从孔子的“仁”学出发，论证了人道与天道的辩证关系，进而从天道与人道的“中和”中推导出“诚”的理论。子思希望通过教育使大国诸侯们良心发现，以诚做人，以诚治国，使社会重回大国均势时期，以便继续推进周礼的艰难恢复工程。
兵家学派的孙武主张以战止战，其著作《孙子兵法》抛开鬼神论，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于政治、经济、外交、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上；同时，孙武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侵略和吞并别国，而是制止侵略，维护各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墨家学派的鼻祖墨子主张各国对内“兼爱”，对外“非攻”，同时，他依靠自己先进的机械学知识和组织能力，带领弟子们大量制造先进的守城器械，帮助被侵略的国家抵御侵略，以恢复战略均势。
第三阶段是战国前期到后期，法家在争鸣中脱颖而出。
战国前期，魏国在变法中崛起，随后各国相继效仿，“战国七雄”逐渐形成。这时候的周王室已经无人理会，通过战略均势以恢复周朝的大一统不再具有可能性。怎样使战争迅速以统一天下的方式结束呢？战略均势只会无限期持续天下动荡的局面，出现一个“超级大国”对于结束争霸战争是必要的，于是，各学派相继据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儒家学派的孟子以子思的“诚”为基础，提出仁政说。孟子认为，哪个国家能够实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哪个国家就能迅速强大起来。道家学派的庄子、杨朱等主张各国要因循天性、顺势而为、宽刑简政、休养生息，通过无为实现有为，从而使国家逐渐强大起来。阴阳家提出“五德始终”的政治观点，认为社会变迁是“五德”相生相克的结果，各国不可逆此规律而兴兵事。农家提出以农为本，只有把农业发展落到实处，国家才能实现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纵横家则认为，通过“术”，以诡计和游说改变各国之间的分合关系，可以从中取事，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并取得战争的胜利。
以上诸家或者因循守旧，或者只是注意到了实现国家兴盛的某一个方面，而提出以法治国的法家就不同了。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和后期的韩非、李斯是法家的杰出代表。法家在经济上主张废除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政治上主张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强化诸侯专制，军事上主张按军功授爵。法家坚持“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以法治国原则，坚持封建法律条文的稳定性。法家反对儒家的礼教，主张以吏为师，使法律做到公开透明，从而全面推行法治。
法家的治国观是综合性的，因此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受到各国统治集团的青睐。战国时期，各国先后依靠法家学说实行封建制度改革，其中，秦国的改革最彻底，秦国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七雄”中的“超级大国”，并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大业。
（图片：儒佛道融合者之梁武帝）
二、魏晋六朝时期的三教合流使封建制度走向巅峰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社会教化配合法制，社会实现了大治。但是，随着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乃至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新的思想学说不断冲击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从西汉后期就开始出现相对“衰败”的迹象。汉元帝时期的萧望之，西汉末期的刘向，东汉时期的杨雄、班固、许慎、张衡、王逸、郑玄、蔡邕等大儒要么仰仗法家有限推行儒教，要么沦为御用文人，有的甚至在儒法之争中丧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个大分裂时期，随着道教、佛教的持续传播，在门阀制度和豪强世族地主阶级的推动下，儒、道、释三教之间在相互争鸣中走向融合，这为地主阶级结束长期分裂局面，实现封建社会新的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儒、道、释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三国时期，世家大族调和了儒道之间的长期争执，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平衡儒家的名教思想，道教开始与儒教“联手”配合法制，参与国家治理。
儒家和道家从春秋后期诞生时候起就是势不两立的，二者在三国时期“握手言和”，这是儒教“重回”社会治理平台的现实需要。
儒家与法家在汉代从竞争中的合作演化到合作中的斗争，随着东汉最后一个大儒蔡邕被杀，割据一方的军阀们均反对儒教的道德约束，他们蔑视皇帝，在自己控制的州郡内建立独立的法制体系，并争夺人才，互相混战，都试图统一天下，改朝换代，成就自己的皇帝梦。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面对汉朝皇帝已经不存在了的新局面，三国都重视儒教了。三国的君主们希望通过儒教强化君权，维护统治区的政治稳定，于是他们提倡名教之治，即一方面利用儒教为自己“正名”以使新生的君权合法化，另一方面重建社会尊卑关系，为今后统一天下奠定基础。但是，三国君主本来就是世家大族，他们的政权也是仰赖其他世家大族建立起来的，那些世家大族既需要依靠君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担心君权过大会危害自己，于是，他们要求君主实施道家的无为之治，倡导君臣共治天下。司马氏、夏侯氏、陆氏、诸葛氏等都是三国时期这样的大族的代表。
第二阶段是两晋时期，儒教主动迎合道教，以玄学改造自己，推动道家学派与儒教的全面融合，以配合封建法制进行社会治理。
东汉时期，由于儒教渐渐失去治理社会的主导功能，儒经大师们便开始把道家学问与中国传统的黄老之学相结合，以“新道学”或形而上学的名目引到儒教中来。两晋时期，儒士们一方面通过清谈促进新道学（即玄学）与儒教的深度融合，比如郭象在清谈中推销其“儒教就是名教，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就是儒教”的儒道同一观；另一方面使用玄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周易》、《孝经》等儒家典籍，以道教强于儒教的姿态进一步促进儒道合流，比如王衍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要求“越名教任自然”。
儒道合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都是世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跟脱胎于世族地主阶级的君主分享统治权的过程中通过儒道深度融合，真正践行了儒教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世族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趋于缓和。世家大族在内部竞争中如果顺风顺水，他们上朝就跟君主商谈国事，退朝就醉心于玄学清谈；如果落败，他们就退居庄园，继续进行玄学清谈，或著书立说。山涛、郭象等便是前者的代表；嵇康、陶潜等便是后者的代表。
第三阶段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迫使儒、道两教放弃对佛教的斗争，转而与之相互渗透，儒道释以合流的力量配合封建法制治理国家。
佛教早在西汉时期便传入中国，但是其寄希望于来世的虚幻观念一直都被儒道二教所排斥。两晋时期，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佛教开始成为儒士们研究的一种学问。南北朝时期，世族地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中安于现世的“轮回”观、修行观等，这些教义有助于强化名教中的尊卑关系、修身齐家观，也有助于强化道教中的无为而治观，有助于继续缓解世族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于是，佛教便在世族地主阶级的推动下跟儒道二教相互渗透。
两晋时期的儒道合流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阴阳相合，虚实相称，在对立中实现统一。佛教与儒道二教的融合，成为儒道二教既斗争又融合、既对立又统一的“润滑剂”，强化了中国文化的灵性和自我优化、自我超越的能力。醉心于儒佛二教综合性研究的梁武帝和他的挚友、醉心于儒道二教综合研究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是南北朝时期儒道释合流文化的典型代表。
儒道释合流为隋唐实现大一统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隋文帝取代周静帝、唐高祖取代隋炀帝，与魏文帝取代汉献帝、晋武帝取代魏元帝、宋武帝取代晋恭帝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接力”、北朝的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接力”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三教合流一方面加强了世族地主阶级的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使统治集团的规模持续扩大，为隋唐通过科举制度吸收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继续扩大统治集团，强化相对“开明”的封建统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长期的、空前繁荣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图片：西学东渐学者之林则徐）
三、明清乃至近代的西学东渐使封建制度寿终正寝
道教和佛教渗透进儒教，三教配合封建法制，固然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繁荣，但是，道教和佛教中毕竟存在着大量愚昧的、虚妄的、反理性甚至反人类的思想，随着人类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和源于明朝后期的西学东渐思潮的持续推进，在中学和西学的长期争鸣之后，西学逐渐占据上风，作为封建社会配合法制进行社会综合治理的合流了的中国儒释道三教逐渐从神坛上跌下来，而失去了这根思想大动脉的中国封建制度也因此走向衰落直至灭亡。
依托于西学东渐思潮的中西学之争推动儒释道走入“非法”处境和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过程长达三、四百年，这一历史进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明朝后期到鸦片战争之前，西方科学技术和宗教在中西学的激烈争论中逐渐传入中国，中国的传统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受到广泛冲击。
早在元朝时期，基督教就传入中国，尽管明代前期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但是早前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已经是星星之火，传统的作为“中学”的儒道释根本找不到斗争“西学”的角度，西学难以被扑灭。
万历之后，明朝被迫对西学有限开放，清朝延续了这一国策，西方传教士得以大量涌入中国传教。以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跟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中国儒士合作，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特别是数学、天文学、水利学、地理学著作。《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日冕图说》、《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泰西水法》、《测量法义》、《坤舆图说》等西方科学著作不仅推动了相关学科的中国传统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更新，也激励着中国儒士独立自主研究科学，出现了明代后期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清代前期王锡阐《圆解》的数学名著，明代后期朱载育《黄钟历》、清代中期梅文鼎《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的天文历法名著等，这些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不仅摧毁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地理学观念，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推动了明清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明清经济社会的进步。
同时，基督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人带来了迥异的西方价值观，新的神——上帝耶和华冲击并动摇了中国人对传统哲学儒道释的信仰。
第二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东渐提速，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观念在中西学的激烈争论中大量传入中国，中国在一步步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中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碎了清朝统治者天朝独大的迷梦，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际，中西学之争转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思想，林则徐、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等相继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高潮，洋务运动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在对朝廷顽固派的斗争中兴起，包括纺织、日用品、煤炭、造船、兵工等项目在内的一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灭亡培育了掘墓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加之农民运动接连发生，处于内外交困形势下的清政府被迫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