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分为五个阶段：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的发展期、发展期、高峰期、错位期以及回归与再发展期。
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的发芽期始发于公元前1世纪，这一时期对丝绸有极大的兴趣，如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的发展期为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仍处于碎片化状态。
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的高峰期是从16世纪至18世纪，出于对东方的好奇心理，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发行了诸多关于中国景观的书籍，开始涉及到中国艺术。
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的错位期在19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理论在汉学学科下被解读。
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的回归与再发展时期是20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及其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得到认可，并进一步得到发展。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自然也是西方接受的对象。
早在17世纪，西方作家就创作了含有中国元素的诸多戏剧。
最早出现的是年在英国上演的《顽皮而善良的小精灵》中的中国魔术师。
年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改编而成的舞台剧《仙后》中出现了中国的布景。17世纪后期法恩爵士撰写的《牺牲》中出现了南京、北京等中国地名。
然而中国电影真正作为完整意义的影片登录西方市场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最先走进的是华侨聚集地——南洋电影市场。
例如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玉梨*》、《莲花落》等影片受到南洋观众的喜爱。
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在北美多以“他者”的身份出现。为了满足西方观众对“东方奇观”的猎奇心理和慰藉北美华侨的思乡之情，一批中国电影进*北美市场，如《庄子试妻》、《西厢记》、《三个摩登女性》。
受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北美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的限制体制，使得这些电影在北美的宣传度不高。
而第一次在北美电影市场崭露头角是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功夫片可以说是掀起了西方对中国功夫甚至中国文化的沉迷，至今还留有余热。
如功夫巨星李小龙，其主演的影片《精武门》、《龙争虎斗》、《唐山大兄》等成功树立了中国功夫的文化形象，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李小龙粉丝”和“功夫热”现象。
影片中塑造得热血沸腾、侠胆义肝的中华好男儿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人物形象“懦夫”的偏见，他们从中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单打独斗，造福社会，也可以有我们的“英雄主义”。
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机制、对中国艺术含义的接受机制以及中国艺术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机制。
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主要由西方受众、社会语境、传播媒介、中国艺术四大元素组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土地》分别于年和年在加拿大和美国电影市场依次上映。
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也相继亮相北美电影市场。
宏伟壮大的历史题材，具有传统中国人物特色的形象塑造在国际上名声大噪，受到西方各国的喜爱和认可。
西方媒体曾形容“中国电影从第五代开始”。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电影北美接受的高峰期。
第六代导演的出现及崛起成为了国内电影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突破传统创作的模式化、板块化，本着对第五代导演的“反叛”，专注于社会底层人物，大胆表现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表现出对底层人民前所未有的人文关怀。
具有独立意识的第六代导演勇于在影片中注入自己的思想，敢于打破传统，追求创新。
如张元执导的《东宫西宫》获得意大利陶尔米納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国际奖项；以及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张元的《北京杂种》、娄烨的《颐和园》等因种种原因均未在国内上映，但在国际上受到了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