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巷里的快乐时光
文/海礁
引子
今年夏季的一天，刘奎的二小子要结婚了，我与我那口子、郭建忠俩口子礼节性的到他家坐了坐。闲谈中，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刘师傅（他的职业是司机，从县民政局退休，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刘师傅）给他二小子的名字起得好！刘志利，是“自立”的谐音，上学时为了与他哥哥志龙中间字一致而用了“志利”两个字。
人家孩子还真是没有辜负他父亲给起的这个名子。大学毕业后，志利被分配到首都机场工作，就业顺利，学习成绩优秀，是单位选中的，刘师傅省劲，仅仅岀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力气，真是实现了当初他希望的那样：孩子要有志气、有能力自立！如今，儿子在北京，房子、车子都不用他操心，他自然有满满的成就感：起个好名字，啥事不用愁。
孩子从小到大都没让家里操过心。看着刘师傅递过来的几本婚纱像册，一张张结婚照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大家无不感叹时光的飞逝。刘师傅的家属当初是农业户，按当时的生育政策，他俩口子可以生二胎，这在那时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
也好，当他老婆真的怀上二胎后，他又发起愁来。他夫妻俩满怀希望的是生个女孩，这样就儿女双全了。可上天偏偏给他安排了个二小子，没让他高兴起来，本来就很吃紧的光景又要更加吃紧，所以，他为了心里得到安慰，才决定给二儿子起名刘志利（自立）这个名字的。
一、小职员的心态
谈笑间，我们又回忆起了在惠民巷里生活的快乐。提起惠民巷，大伙有说不完的话题，那儿见证了我们人生中最美好惬意的一段时光；最豁达畅快的一抹情怀；最和谐融洽的一种风范。惠民巷比起古老的千年古城～蔚县城、后来更名为蔚州镇的历史来说，实在太年轻了，但她应该是蔚州镇当年最有活力和温度的社区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县城的市政建设终于突破了城墙围起来的樊篱，开拓了一条人民路。县民政局的家属房还将临路的一排房子拆掉，为人民路的拓宽算是做了点贡献。而惠民巷也因为县民政局和县粮食局的家属房同在一个巷子里，工作性质都同民生有关，所以，有关部门命名为惠民巷。民政占西面、粮食占东面，算起来也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我们也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代居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民政局的干部职工陆续搬进了惠民巷。刘师傅搬来算是较早的一个，因为他原来在县城南关租房，早点搬可以省些房租钱。刘师傅在部队是志愿兵，汽车驾驶员教练、理论教员、汽训队队长，参军前曾在西合营农机站当过拖拉机手。正因为他是无论人品还是驾驶技术都是一流的好司机，所以，年退伍后，便自然地被领导留在了民政局工作。
刘师傅个子中等，红红的脸堂，微胖的身材，梳着一个领导干部特有的发型。下乡时，常有不熟悉的乡村干部把他当做领导而第一个握手，而真正的领导却被当成司机，很是尴尬的场面常常成为大家的谈资。刘师傅属马，他比我们几个，当时还算是年轻人的同事都大几岁，大家尊他为老大哥，而他的热情好客、尊老爱弟、乐于助人，也使我们惠民巷里的人气指数提高了不少。
那时，我们几个如：任军、王占淼、郭建忠、崔贵、李文忠、王志峰、郑斌、我，还有李海、刘宝生两位后来离世的年轻同事大多三十岁左右，在民政局算是“少壮派“，都分到的是两间房的院子；年龄大一点的同事和中层小股长们如刘宝全、刘树隆等和如今已做古的几位老同事则分到的是三间房的院子，当然，也有因特殊情况应该分两间而实则分到了三间，个中原由不必细说；副局以上的如李占棣以及多年以后过世的几位老领导们，分到的是四间房的院子。大体上是按这个规则分配的。
不管怎么说，分到几间也好，能够赶上最后一波集资福利房已经算是最好的运气了。在县城，当我们几个终于有了一个小院子属于自己的家，已经是很满足、很幸运的了。我分到的小院子西边多出半间房的地方，这要感谢已故老领导李贵，是他让我从没有分配的几套房子中间可以随便挑。
年夏，我院子里的南房、西下房、耳房子还未盖好，老二一家就迫不及待地从农村老家搬进了进来。先是卖凉粉、后在农行巷租门脸房卖菜，再后来，在人民路上开了个“樊二哥蔬菜粮油店＂，算是个“小老板”了。从此，他在县城站住了脚，这个小院子，也算为我们樊家做岀了又一个贡献，功劳不小。这让我想起了当初创造“安居乐业”这个成语的那个人物，一定是在他经历了无家可归、无业可做的无奈之后，才有如此深切的感悟之悟吧！
那个时候，人们生活的很简单，思想更单纯，欲望少的可怜，快乐也不复杂。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加上不必等待太久的精神愉悦～喝点穷酒，便是人间难找的幸福感觉了。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更有体会，大多数人都是按时上班，完成工作任务、心无大志、别无他求，也不亲近领导，个个都是一副甘当小职员的乐观心态。这与民政工作很有关系，因为接触对象多数是社会最底层人员，与他们相比，总感觉自己已经很不错了。知足常乐，在惠民巷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酒的记忆
那时候，下班后，隔三差五，我到你家，你到我家，喊上几个朋友喝喝穷酒，砍砍大山，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喝酒是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那时，我们都年轻体壮、精力充沛，喝酒是为了“穷乐”，几个小时在推杯换盏中很快就过去了。那年代，也不时兴下馆子，在谁家都是准备点小菜，买块猪头肉，钢管床底下不是“大黑脸”就是“黄老窖”。刘师傅肯褒贬我，谁家要是弄条鱼，我会给他们做好几锅鱼汤，糊弄大伙喝得挺香。这在当时，也算是一道比较奢侈的美味了。
人是很自私的动物，骨子里都想比别人多占有一些东西，但唯独喝酒这点事，总是想让别人多喝点，所以，有时候变着法子喝，似乎这样自己就能少喝了。如划拳、猜迷语、翻扑克牌、飞花令、比火柴棍长短等等。一个目的，就是让别人多喝点，其实，喝到最后，大家通常是一起喝高了。年轻时，惠民巷里这样的事可没有少干过，记忆颇深。
久而久之，民政局就有了一个喝酒“四个半搅”的说法，刘奎是“大搅”、任军、王占淼、我勉强算一个，郭建忠算半个。那时候，民政开会，一般都在幸福院进行，一开好几天，参会人员与民政助理们都在幸福院吃饭，那年代不限酒，晚上，“四个半搅”一使眼神，让谁醉谁就会醉，幸福院的杨成启（后来到暖泉任民政助理）、陈家洼乡的陈大牙都是好酒量，就不止一次醉的睡到床底下去。
刘师傅喝酒是岀了名的粘糊，什么“车轮战”、“面子焗”、“玩花样”等等都会用的上，在看到别人喝醉时，他非常高兴，常说一句口头语：看那好的。有对手的时候先搅别人；在没有对手时，就自己内讧穷搅。记得有一次光荣院的杨文全来他家喝酒，大家乱搅一气，喝到最后，刘师傅敬他的那杯酒说啥也不喝了，其实，他酒量很大。文全瞅个机会跑了，刘师傅端上那杯酒，光着脚也不穿鞋，一气追到了鼓楼后的光荣院，让他喝了那杯酒，刘师傅才回到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他脚痛的可走不了路。
任军是转业干部，在部队任连指导员，政治工作是一把好手，凭着三寸不乱之舌，能把死人说活。酒场若是有了他，肯定不会冷场，就是平常一滴酒不沾的女性，在他的劝说下也会喝下一盅半盅的。可“大搅”刘师傅遇到他也很怵头，有一次在王志峰家喝酒，刘奎把一杯酒足足端了有一个小时，老任就是死活不喝。最后无奈，大家提议一起干，这才化解了这场纷争。
占淼，在部队立过二等功，他那时年轻，一把好酒量，他凭着实力和说话得体、幽默，常常让对方无法拒绝；建忠，张家口财贸毕业，老中专生，天生对数字敏感，一直干财务工作，他一般是半杯酒，但每次酒场都能坚持到最后，从来没有醉过，但会搅场，劝对方不会少喝；而我喝酒也是出了名的尖（蔚县话的意思是自己少喝），这一则是自己酒量不行；二则是能让别人多喝点就多喝点，人家多喝了就等于自家少喝了，可往往先醉的是咱自己。
李文忠喝多了抢着喝，再喝就吐白沫、翻白瞪眼，挺吓人的。他老婆为此找过刘奎，讲明情况，后来大家主动控制他的酒量，慢慢地才有了准气；崔贵，内蒙人，话不多，好酒量，从来喝酒实在，娶蔚县媳妇，退伍后在民政局系统的幸福院和光荣院工作，是惠民巷里喝酒队伍主力中的主力，但人家从来不搅，谁让人家的实力在那儿。惠民巷里的酒友们每个人都很有特色。
弟兄们喝酒时，谁也怕别人少喝了，绝对是不会让着你的，穷搅了半天自己却一囗也没少喝，最终都是个个大醉而归，散场时，还要补上一句：这次没喝好，下次好好喝。而有一次，半夜了还不回家，刘师傅与我去戏李海家的狗，起初，狗还拚命的叫，搅得四邻不安，李海老婆又劝又骂，我俩也不管，后来，任我俩咋戏，狗累的索性也不理我们俩了。李海病逝多年，其他事情印象不深，只有几件事还残存在记忆库里。
有一年，大年初一，在给巷内长者拜了年以后，从巷头起的郑斌家，几个年轻人一直往巷里边喝，当喝到刘奎家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伙在他家又喝了一气，而我实在喝不了，就偷偷跑回家睡下了。正当睡着时，一阵又一阵砸门声把我惊醒，只好为他们开了门。刘师傅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非要我喝下他三杯酒才行，还有任军、占淼、郭建忠等帮腔，硬让我喝下去，这三杯酒害得我半年一囗酒也没沾。让我领略了什么叫酒多伤身的感受。
三、营造和谐的氛围
论资排辈，到目前，在县民政局工作最早的人要数刘宝全了。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转业到民政局的，比我大十四岁，应该算是作两代人。可不，当年人家当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主任（股级）的时候，架子拿捏的可稳了。一脸严肃，从来不开玩笑，提个小兜子，骑上自行车，目不斜视，按时上下班，在单位那是局长们见了都要敬重的人。
是的，老刘是县城西东下关人，从小弟兄多，家境贫寒。参军后，全凭踏实肯干、带头吃苦、军政素质过硬而提拔为连职干部。他说过：当年，脏活累活抢着干，遇到掏侧所，他都是第一个跳粪坑的人，不干谁提拔你？他的话一点不假，凭着扎实苦干果真提了干，改变了他的命运，转业分配在县民政局工作，所以，他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局里虽为股级干部，但说一不二，经常参加局长办公会议，那是我们年轻人仰望的前辈。
那个时候，风还清、气还正。非农业退伍军人是要安排工作的，老刘笔头一挥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岗位。而他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首先要熟悉每个退伍军人的档案，谁有什么特长，适合什么工作？熟记于心，所以，每年哪些人到哪些岗位，都安排的八九不离十，各得其所，大都满意。这也得宜于那时的上面领导很少干涉具体的安置工作。
如此大的权力在他手里，如果换个人就不知道咋兴了。而老刘如履薄冰，架子虽然拿的稳，却也小心亦亦，那是工作需要和多年养成的习惯，大家理解他，并不是架子大。然而，我们的“大搅”刘奎却不让他脱离群众，得一步一步“改造”他。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敲开他家的门，嫂子很热情，赶紧撩门帘让进家，刘师傅死活不进，非要在门洞讨杯酒喝。他俩口子没见过这阵势，说：喝酒好说，要进家弄菜正经喝；刘奎不干，说：门洞喝一杯就走，我们几个也起跟着起哄，说：下次正式喝，这次给我们取瓶酒，每人一杯，喝完走人。最后还是按我们的方案办了。
第二天，老刘对我说：我没惹刘奎，他咋在我头上下蛋子？我告诉他：是大伙商量好的，就是气气你，想叫你与大家一个锅里搅稀粥。老刘似乎明白了几个年轻人的心意，这才放下心中的芥蒂，不久，请我们几个在家中吃了饭、喝了酒。后来，我们谁家有合适的喝酒场合也叫上他，这才把他从自我感觉良好的位置上拉回到了要食人间烟火的现实中来，填平了两代人的代沟。树隆，占棣等老同志也是大家把他们拉下“水”的，他们经常与年轻人说说笑笑，不仅活跃了工作气氛，也营造了单位的和谐氛围。
提起刘树隆主任起，我们都很敬重，他不仅是大家的好长辈，也是好朋友。那几年，民政局每年夏季在县城或乡镇赶会时都要卖社会福利彩票，上面给分的任务不少，而单位干部职工一起上阵才能完成。老刘叫上我负责后勤，给大家送饭。闲时，弄几张门票，我就与他去会场看歌舞。那会儿的歌舞比较开放，时间长了，他们办公室的人就拿老刘去没去看歌舞而打赌。有好几次，赵桂华说没去，其他人说去了，有人专门找证据，证明老刘真的去了，为此，老赵曾输过好几回好烟。第二天，老赵总是埋怨：老刘，你可不争气煞呀！刘主任一笑了之。人们在和谐的氛围中工作，心情格外舒畅，生活也多了几许情趣。
四、玩笑中的尴尬与快乐
爱开玩笑在民政局也是岀了名的，尤其是在冀政强当局长那段时间，他编的段子曾流传全县，当然，有许多段子不易在此写岀来，只能私下来当玩笑开开。
有一次，我与刘师傅把玩笑开大了，把刘宝全惹恼了。那是一年的夏天，正是防汛期，我去陈家洼下乡。也巧，刘师傅拉上领导也到了陈家洼乡，领导们谈工作。而我与刘师傅坐在办公室里没事干，一盘算是刘宝全值班，我俩商量逗逗他。
我拿起电话，要通了民政局的电话，一听，正是宝全的声音，我一本正经地问道：喂，是县民政局吗？老刘答：是，你是哪儿？有啥事？我说：我是陈家洼乡，我要报灾，冰雹打的很严重。宝全重视起来：昂，你等等，我找纸和笔去。等了一会，他说：找到了，说吧。这边：防汛值班，手底下连纸和笔都不预备，这还行？那边：对不起！我没想到有报灾的。这边：防汛值班想不到有报灾的？这不是开玩笑？你太麻痹大意了。那边：对不起，你赶紧说吧，我记上赶紧向领导去汇报。
我一五一十地说着“灾情”的具体情况，然后说：记好了吗？那边：记好了，我赶紧向领导汇报去，你们等着查灾去。这边：这么大的灾害，你值班要赶快上来，先查清楚再汇报不迟。那边：我没车。这边：还防汛值班，连个车也没有，你先骑自行车赶快上来吧。
那边越听越不对味，我把电话给了刘师傅，他又把宝全训了几句，憋不住笑出声来。宝全听出来这是刘奎的声音，气的把电话一摔，班也不值就回家了。回到惠民巷，老刘嫂子与巷里几个女人正站着扯着闲话，宝全怒气冲冲、很生气地骂道：我刘宝全背信，早哩！就气呼呼地回了家。
嫂子一看不对劲，就跟了进去，问明了情况，才劝说道：你这个老玩童，就允许你跟人家开玩笑，人家就不能与你开个玩笑吗？经嫂子一开通，宝全老大哥的气才消了不少。第二天见到我和刘奎，骂了一句：俩个小讨吃鬼，昨天下午差点让老子背过气去。我们俩做个鬼脸一笑，也就没事了。
开玩笑开恼的事还有很多，现在想来也是一种快乐。人也怪的很，平平淡淡的日子很容易被忘记，只有那些能够留下印痕的时光才能留在脑子里。记得曹瑰宝在办公室写材料时，在一篇关于计划生育的报道被《张家口日报》刋载，说是民政局建立了计划生育档案，大伙硬问小曹档案在哪儿？大伙看看，弄得人家下不了台。好在都不记较，过一会就没事了。
段军文硬说他是蔚县城人。而民政局包果庄子乡，我们到马辅村下乡时，听说了他是那儿的祖籍后，与他辩论：要他承认是果庄子乡马辅村人时，人家不干，说是他爷爷那辈就搬下来了，所以他是县城人，为此，与大家恼了好几天；褒贬任军是岳母家的好女婿～口外镰刀管得宽时，还遭到了老任的厉色责备，大家都一笑而过。人在世上，天天哪有那么多正经事，好多时候都是抬扛、打穷兰，和对的人开开玩笑也是一大乐事。
五、好传统成为习惯
惠民巷在县城很年轻，而我们不管是毕业的还是当过兵的，或者领导们，在民政局工作就是一个大家庭。况且，多数人又都是农村出来的，大都保持了农民的纯朴和实着，还没染上小市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的旧习。那时，民政局有一项福利，就是用单位的车每年给干部职工拉一次煤。单位办煤矿时不要钱，后来煤矿上交到县里，职工干部就自己掏钱联系好，单位给拉一拉。
那时拉煤的司机多数是孙荣，他是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汽车运输团志愿兵，退伍后分配到民政局。先在局里开小车，后转到县火葬厂开，夏秋时间给单位职工干部拉煤，每户拉两吨。谁家拉煤都要管饭的，他爱开玩笑，有一句囗头禅：简单点，有只鸡有个鱼，捏几个饺子就行了。而谁家也没按他的要求办过，而是做上啥饭吃啥饭，从来没讲究过。
记得有一次给任军家拉煤时，不知谁家的猫吃了耗子药正好死在我家院子里，有五、六斤大。我提过去，孙荣把它弄好炖上，大伙就着猫肉喝了个痛快，那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吃猫肉。孙师傅没少喝，醉的没能回到他家去，在老任家的沙发上躺了一夜。多年后，孙荣得肝癌过早离开了人世，但他那句口头禅，却在民政局留传开，不时有人提起来。
如今好多年不用拉煤了。那个时候，谁家拉煤了，不用叫人，巷里的年轻人都会主动拿上工具去卸煤，卸好后，肯定少不了喝一顿；有一年，李海家拉了两吨煤，大家却吃了他十来斤涮羊肉，那顿饭比煤本钱还贵了许多，要的就是那种气氛。也有人因下乡或岀门，拉回煤也不会没人管，大家帮着卸好煤就各回各家了，喝酒也不是目的。这也是那个年代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惠民巷风俗。
而有一年，我找了个大汽车，一下子拉了9吨，正赶上下大雪，大伙一直卸到半夜，那一次可把弟兄们累草鸡了，喝完酒已是凌晨两点多。第二天，老任说：小樊，你家这顿酒可难喝着哩！我补充了句：就是，要用就要把你们的劲用完，三、四年不用你们卸煤了。
不光是力气活有人干，而且谁家有了难事、烦事、闹心事，一打招呼就有一片人，啥事也不用愁；红白事就更别说了，都是主动干。民政局原来有几位热心人，谁家的事都当做自家的事来办，想的干的都非常节俭和周到。连厨师带涮锅洗碗人员都是一整套全程服务，全是单位人，各司其职、各责其责，不用东家花钱顾一个外人。一红火就是好几天，非常火爆，这样的习惯保持了好多年。在外界也是出了名的，提起民政局的好传统、好作风，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
六、战斗力还行
后来，孩子们慢慢大了，两间房的院子明显住不下了。几个当年的年轻人也都进入了不惑之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蔚县城的楼房也多了起来。大家先后搬了出来，住进了不同的小区，惠民巷里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住户。岀租的、卖了的虽然格局未变、房子依旧，但岀入的居民多是新面孔了。现在，再进入惠民巷，感觉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切感，那种陌生不由的会让你产生一些伤感。
我是年农历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六搬走的，算来已经搬离惠民巷十七个年头了。在惠民巷生活了整整十三年，那事、那人至今还不时地岀现在眼前。在新的小区里生活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在惠民巷里的快乐感觉。我现在倒是发现，自己也慢慢变成小市民了，很少或者说从来都不关心自家以外的小区里、甚至是本单元其他人家的事情，当然，这也是习惯。人家不需要咱关心，也没那个必要，更甭说互相串串门了。惠民巷里的温馨已经是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了。
最近，有两次“四个半搅“相聚的机会。一是老领导张春生的父亲辞世，老人家活了九十三岁高龄，丧事自然是按喜丧办的，岀殡那天中午，我们几个去捧了场，喝了人家五瓶酒，吆五喝六，好不痛快；二是老领导侯金山请了请民政局部分退休人员，多年不见，老候想见见大家，大伙自然高兴。“四个搅”又喝了不少，那“半个搅”因身体原因而退出了搅局没有参与。老领导安有胜、康宝卿和一些女同事等概不喝酒的人也在任军的劝导下拿起了酒杯。老领导谢文更没拉勾，与我们一拼一把的喝到底了，老候拿的六瓶酒喝了的尽光，大家很尽兴，说明战斗力还行！
七、尾声
一群老兄弟姐妹们都住在小县城不同的小区里，退休后各忙各的也很少见面。好在有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