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回首前尘往事是非功过，进行自我总结品评，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或三七开，或四六开，原本司空见惯。而用走过的贬徙之地以诗的语言自我嘲讽总结其人生仕途的，却极为罕见。宋代大文豪政坛失意客苏轼便使用这一方式，而令后人一读三叹无法忘怀。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年）五月，遇赦北返的苏轼抵达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位行将告别人世的老人馈赠给后人的这首诗作，调侃而凝重，自嘲而旷达，为后人认识他坎坷多舛的人生轨迹和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勾勒出了一条明晰的线索。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四川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初唐宰相苏味道“苏摸棱”是其远祖。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曾被贬黜到四川为官，有一个儿子遂留在了四川。到了北宋时期，其后人中诞生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三人并列唐宋八大家。仁宗景祐三年(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位大器晚成的学者，被《三字经》作为读书不分早晚的正面典型:“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轼是史家不惜笔墨大书特写的人物，史称: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苏轼列传》）嘉祐元年（年）五月，苏氏父子三人联袂起程赴京赶考，是年秋三人皆顺利通过礼部初试。嘉祐二年（年）四月八日，苏轼在名考生参加的殿试中脱颖而出，几乎名列榜首，受到主考官欧阳修高度赞赏，欧阳修情不自禁地对同僚梅圣俞说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欧阳修的称赞大大提升了年方20岁的青年才俊苏轼的知名度，而其弟弟苏辙也经由这次殿试进入了仁宗的视野。仁宗皇帝曾兴奋地对皇后说道：“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这句当初只说给皇后的溢美之词，到后来苏轼身陷牢狱命悬一线之时，又经由仁宗皇后（其时已是皇太后）之口讲了出来，对于保全苏轼性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后，苏轼兄弟因母丧丁忧守孝回乡三年。嘉祐五年，苏轼调任福昌主簿。
嘉祐八年（年）仁宗逝世后，继位的英宗早闻苏轼的才名，打算破格提拔为翰林，负责为皇帝草诏等事，因宰相韩琦反对，改在史馆任职。治平二年（年），前来史馆任职的苏轼听说宰相韩琦的主张后，由衷地表示感激，对韩琦说道：“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是年夏五月，苏轼年轻的妻子病逝，年方26岁。丧妻之痛在苏轼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十年之后，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抒发哀思：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丧妻之痛方炽，丧父之痛又接踵而至。治平三年（年）父亲苏洵去世后，苏轼、苏辙兄弟运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守孝。待神宗熙宁二年（）苏轼兄弟由家乡返回京城时，英宗业已逝世，在新皇帝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大宋王朝已然进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苏轼此前颇为顺遂的仕途之路，也因为王安石变法而陡然改变，步步惊心，充满了风险变数。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来不隐瞒自己观点主张的苏轼，对王安石诸多变法举措极为不满，遂毅然投入到保守派的阵营中，与王安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唇枪舌战。由于苏轼名气大极具影响力号召力，由他出面措辞反对新法，经常令王安石头疼不已，故而王安石只能对苏轼施以辣手，将其贬黜外放。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苏轼的奏章引起了神宗的警觉，当即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其时王安石正在全力创行新法，苏轼又公然站出来表示反对，上书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同上书）苏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此举彻底激怒了王安石，王安石当即唆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性格刚强的苏轼并未因被贬黜外放通判杭州而稍微改变自己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等待他的便只能是一连串的贬徙，由通判杭州而徙知密州，而徙知徐州，而徙知湖州。
因为深深卷入了朝廷之中的党派之争、政治之争，郁郁不得志的大文豪苏轼的诸多文字包括诗书信奏表等，便被政敌们拿去鸡蛋里挑骨头，企图从中找到苏轼诋毁朝廷的佐证，进而从肉体上消灭苏轼其人。于是，便促成了震惊天下的乌台诗案。
神宗元丰二年（年）三月，朝廷调任苏轼为湖州知州，苏轼到任后上表谢恩。言官根据这篇名为《湖州谢表》的表章弹劾苏轼，引发了震惊天下、影响深远的“乌台诗案”，令苏轼蒙受了一场牢狱之灾。
引发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亦称柏台）的《湖州谢表》，虽系官样文章，一经大文豪之手，非但颇具文采，而且棱角分明：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在常人读来，谢表遣词用句并无可挑剔。谢表所言“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数语，充其量不过是牢骚之言而已。但御史台的言官们却不作如是观。
是年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何正臣这一说辞有其独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分别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一词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改革派新人的贬称。
事有凑巧，当时恰好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从中找出几首苏轼的诗作，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接着，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历数苏轼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罗列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处苏轼极刑：首先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随后说皇帝对苏轼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他拒不从命；最后说虽然苏诗荒谬浅薄，但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四份弹劾奏章接连抛出，朝堂上顿时发出一片倒苏之声。于是，苏轼在劫难逃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多达数十人。
是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审讯长达40多天。
乌台诗案实际上是一场文字狱。文人苏轼和朋友之间的书信诗作，被御史们深文周纳，作为作者诽谤朝廷的凭证。由于苏轼确实在诗文书信中抒发胸中块垒，时有讥讽新法之处，故而，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政敌们为了将苏轼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对于苏轼的指控不仅挖空心思，甚至牵强附会到了可笑的程度。对苏轼《咏桧诗》所做的指控即是一例。该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主审官将之曲解为苏轼恶毒攻击皇帝且有不臣之心，并让副宰相王珪到神宗面前陈说。王珪对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听后冷静地回答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相赠。其中一首曰：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诗句，无疑激怒了腰紫衣金的朝廷大员。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苏轼想到了死。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日子里，其子苏迈每天给他送饭。因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须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了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给弟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曰：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绝望之中的苏轼或许不知道，神宗皇帝本人对他怀有同情怜悯之心，并不想结果他的性命。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引来许多高官要员社会名流纷纷出面为苏轼求情。罢相退居金陵的昔日政敌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身患重病的皇太后也出面援引先皇帝仁宗赵祯的话进行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连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为营救苏轼而不惜与副宰相王珪翻了脸。
这么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出面求情，以及宋太祖赵匡胤当年立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秘密誓约，加之神宗自己对苏轼心存怜悯，于是，命悬一线的苏轼终于逢凶化吉。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甫一走出牢狱，苏轼满脸愁云为之一扫，立刻挥笔写了两首诗表述多云转晴之心情：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寒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写完之后，苏轼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文人心性于此可见。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残酷打击，侥幸死里逃生促使他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既是苏轼宦海生涯的转折点，又是苏轼诗词风格的转折点，也是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