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出自于笔者对于问题的回答，题目是别人所提，回答则是我自己的观点。
通行本是“伪书”，但跟古史辨时期的“伪书”意思不太一样
古史辨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找到书中某句话或某些段落章节晚出，就推断全书为伪；二，弟子所作而非老师所作的作品，就是伪书。
这两点其实有时会彼此交缠，不过在现代已经有了共识。因为古代说某本著作为某人所作，通常是将弟子或后学的作品都归于作者一人，比如说《庄子》，外篇和杂篇明显不是庄子自己的东西，但《史记》说作者是庄子，其实就是把作者和后学的作品全部归于作者。又比如《管子》，这当然不可能是管子自己的作品，但我们现代仍旧把它作为一部战国中晚期的重要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它仍旧为“真”。又或者《孔丛子》等。
我们现在所说的“伪”，就是指《老子》一书经过了后人的增益，所以这个意义上它是伪书——这才是学界的共识，而非上面北大哲学博士所说的《老子》是‘春秋末期，战国早期’作品乃学界之共识。
最早的郭店简本到底作于何时
所谓的“春秋末期＼战国中期”这个说法，在03年以前确实流行过，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不仅国内反对者众多，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也反对。支持这个说法的不过是北大的王博、武大的丁四新（现在清华）、白奚、王中江这批人。
其实李零同样是北大的，他在上世纪初就批判过王博等人的观点，即通过考古地下文献的出土，突然过去认为伪作的内容立马“全真”了，连《希腊哲学史》的作者们也批评过当年这个“全真”倾向。李零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郭店简》和传世本的巨大差异，以及对勘角度上《郭店简》究竟是节选本还是全本两个问题。
王博他们是不留意这两个问题之区别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郭店简》乃节选本”是演绎结果的前提，但只要略精通逻辑学，就知道这个前提本身存在很大问题。既然已经先入为主的认定有了一个“全本《老子》”，郭店简和传世本的差异当然就被置于“不同的选本或抄本”这个问题之下了。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北大中文系很早就有人指出王博等人没有遵从对勘的结论，因为从对勘的角度来看，传世本乃子本，郭店简是最早的版本，乃父本。子本怎么能在父本之前呢？而且，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郭店简是写在春秋末战国初的内容，大家的共识，不过是其作成于公元前年左右，或者说不会晚于白起拔郢这个年代——公元前年。
不谈下限而非去找上限，基本上就是出于无知。即使是考古学界，出土文献或文物=历史记载，也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所以，出土了郭店简的《老子》，并不能证明这个老子和孔子时代的老聃是同一人，更不能证明《老子》作于孔子时代的老聃之手——除非有更早版本的《老子》出土，且这本地下文献和传世本内容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