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移殖，是庄子进入文学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从相关文献通检的结果来看，这一渐进方式从战国至隋，而后世作家对庄子意象在文学之中的殖用，亦多借用其观念内涵，即庄子对其所赋予的思想感情、意思意绪，以之来况人说理。就其具体的移殖方式而言，呈有如下几种情状:
直接移殖
即《庄子》意象在被移殖调用过程中，观念内涵和物类或都保持不变，或一方保持恒定而另一方发生变异。试析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物象守恒:根据意象调用者的需求，庄子意象在被移殖调用过程中，其物类虽能保持不变，但其观念内涵则会发生变异，呈示出如下几种情状:A、观念内涵恒定:即这些意象在被移殖、调用中，其观念内涵保持恒定不变，每当提及某一物类，人们就会习惯地联想到该物类所指向的观念内涵。
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均维持了原态，沿用了庄子赋予的原义，期间并没发生任何变更。再如“泽雄”这一意象，其出现在《庄子.养生主》篇中。在此，庄子以之来说明，“向往逍遥自由而不愿受约束”之义。其被植入了汉魏六朝的文学作品中:如上四例，同样均沿袭了《庄子》文中意象之原义。
类似此种情形的还有呢、鹏、鹤鹤、真人、雀等意象。如张华《诗》中的泽锥。这一首诗之全文日:“乘马佚于野，泽锥苦于樊。役心以婴物，岂云我自然。”以泽雄比况自己樱心于物，而不得解脱的痛苦处境。这种以庄子意象来况人说理的做法，是后世文学对之移殖的一个显著特点。
B、观念内涵增繁:即这些意象在被移殖调用过程中，在沿用原义的同时，也会在此基础上发生衍生演变:孽生出新义来，从而造成同一物类观念蕴涵地扩容与增益。这些观念内涵之间，或相互关联，或不相关联。这种多层面观念系统的形成，充分显示出《庄子》意象影响后世文学丰满多姿之情状。
以“真人”为例;“真人”这一意象，在庄子内七篇中多有出现，如在《庄子·齐物论》篇中曰:这一意象，是庄子虚拟的一个忘怀于物、不论是非、无情无欲、不计生死而冥心合道的理想中人，他不存活于现实中，即不具有现实生活中人之品格，是一个经过高度抽象化了的虚构形象。从后学至隋，在众多被移植的意象当中，这一意象就发生了寓意上的变异，明显得浸染了“仙”的意蕴:庄阔的“真人”向“仙”转释的这一情形，显然是受了战国之末、秦之初，上层阶级追求长生成仙世风的影响。此正如《史记·秦本纪》所载:“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
这一寓意在此后得到了沿用并发生多向扩展，滋生了多重蕴意:如上三例中的“真人”，这一形象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近。这与道教、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流播有很大关系。而至魏晋时期，由于玄风大畅，《庄子》的“真人”又受到了玄风的熏染，发生新变，再度被转世成为体玄之人:与此同时，庄子的“真人”又被转释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伊尹为中国历史上商汤的臣子，名挚，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佐汤伐夏莱，被尊为阿衡(宰相);周旦，即为周公，周文王之子，辅佐武王伐封，建周王朝，封于鲁，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在此，伊尹、周公这两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称于“真人”。
由上可见，庄子的“真人”在被后人的移殖调用之中，不断发展衍生，其观念内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趋于繁富。夕一仁呈示出二律背反的绮异现象，即距离庄子原义越来越远，距离世人生活越来越近。
从这一意象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形可知，作为离怠运载工具之一的意象，很容易受现实中多重囚索的影响与干扰，在不同历史时段，它都会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社会的每一新变，它都会作出最迅速地反映，在其身上留下时代变迁的烙印，从而成为见证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再如“蟋姑”，其源于《庄子。逍遥游》篇中:后学扩大了这一意象的指称范围:将蟋蟀扩展为夏虫，即实现了由具体向一般的转释。此后又得到了后人的沿用:C、观念内涵缩略:即庄子意象在被移殖调用过程中，用象者据一己之需，汲取意象之中的一鳞片爪，从而使原有寓意发生减损。以“鹏”来为例:
“鹏”出现于《庄子·逍遥游》篇中:在这一段话中，“鹏”共包含六个义素，即:由鲍变化而来;鸟;背大、翼大;徙于南冥;凌空而飞;逍遥自由。而后人在移殖调用中，只是选用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如秦人李斯的《用笔法》:在这一例中，李斯只是借用了“鹏”之义素，即“徙于南冥”这一层寓意而己，略去了其它五个成分，再如宋玉《对楚王问》:这里的“凤”即指“鹏”。
(三)物象变异，庄子意象在被移殖调用过程中，原有物类发生变异，而其寓意并未发生改变。这势必就造成了后人对其精确把握的困难，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后人在对庄子意象无迹可寻的情况下，只能根据生活中现有之物，或是通过自己的想象，以比附庄子物象的原形，孽生出新的物象来。
庄子的“鹏”被转释成了:凤、鸿鹊、黄鹊、鸿雁、翰鸟、鸿、鹤鸽、鹊、高鸟、玄鹤、莺凤、鹰集、神莺等不同的物象。尽管它们称谓不同，但都属于同一物类，即鸟。且它们同“鹏”一样，都具有形体庞大、性情凶悍、能高飞远举的特点，且它们所具有的意蕴均不超出庄子所赋予的范围。类似此种情形的意象，还有“泽锥”，如:(汉)淮南小山《鹤赋》:(鹤)“宛修颈而顾步，啄池绩而相罐。岂忘赤霄之上，忽池与而盘桓，还有“鳃”，如(魏)曹不《沧海赋》:“巨鱼横蹦奔，厥势吞舟”(“鳗”变为“巨鱼”);还有“真人”，如(晋)秘喜《答稽康诗四首》:“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真人”被转释为“达人”即通达之人)等等。
摹拟移殖
庄子意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构形的随意性。他可以根据自己论说的需要，随便对所调用的意象予以组合构形。如“鱼昆”可大至儿千里;“鹏翼”大得像遮天的云彩;至于那些形残德全，面目丑陋之人，也是得到了庄子淋漓尽致地发挥。
如其在《庄子·人间世》篇中描绘的支离疏，这些模拟的意象多在形式上，就其寓意而言，与庄周文中的意象或有关联，或无之。如汉人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在文中(文中加点字):诸如上述文中的非有先生、严子、冯子、无为先生、潜虚丈人、玄微子、玄体先生、大人先生、弘达先生等均为说理者根据依义赋形的原则创设而成。
结语
以上，就庄子意象在隋前文学中的移殖调用情形，作了分类描述。而具体到每一个体意象在文学中的实际情状而言，它们多数是多种形式并存，很少单一存显。这既体现了庄子意象的可塑性，亦丰富了后人文学的表现手段。同时附表也显示出:两汉、魏、晋、梁是《庄子》意象进入文学的高峰时期。“子虚”和“乌有先生”意象，我们通过学习这些东西，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庄子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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