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机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陆机《文赋》认为文因情生，情以物感是创作过程的起点，因此他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论。与传统的“诗言志”理论不同的是，“诗缘情而绮靡”强调了诗歌这一文体的抒情特质。“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观点不仅使诗歌的抒情特征摆脱了“止乎礼义”的巨大束缚，而且对诗歌的艺术形式美的本体特征要求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陆机；《文赋》；诗言志；诗缘情；绮靡
一、“诗缘情而绮靡”说的提出
（一）陆机《文赋》
《文赋》节选：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而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控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于冗长。
“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陆机把当时最重要的文体——诗歌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诗缘情而绮靡”，成为千古名言。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陆机在《文赋》中高度概括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
（二）时代背景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文论观点,这与当时文学时代环境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变动,儒家思想不再居于独尊地位,文学发展处于一种多元的状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文学大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学迎来了文学自觉的阶段,文人们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这一时期的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地探讨诗歌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词采的审美思想。加之陆机自身出身名门,担任过官职,具有十分高的文学素养,这种种因素的影响,加上个性解放以及个人情感的重视等社会思想的变化,促使陆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冲破了“礼义”的束缚,突出了情感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观点。
二、“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内涵
（一）从“诗言志”说起
从先秦时代开始,儒家诗论所推崇的“诗言志”思想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地位。“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大体意思是说,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歌是用来延长诗的语言,以突出诗的意义的。而真正奠定了“诗言志”说地位的是汉代,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儒家提倡“诗言志”,是把诗歌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来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的。这里的“志”包含了“意志、思想、政治态度”等含义,虽然志包含了情,情包括了志,但情、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毛诗序》里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虽然强调了诗歌的抒情作用,却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因此,汉代讲情、志,实际上是离不开道德教化作用的,这里的“情”并不是诗人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政治教化的作用对诗人主观意志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而诗歌在儒家诗论那里便成了教化的工具,而不是文学的诗歌本身。诗歌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甚至是歪曲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诗缘情”
“诗缘情”对“诗言志”所包含的客观因素进行了否定,真正的强调了诗人自身主观感情的抒发,把诗歌的功能由功利性转向了审美性。在陆机看来,诗歌不仅源于情,而且始终离不开情,情感因素是诗歌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尽管“诗缘情”说将文人们从“诗言志”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儒家诗教论“诗言志”说的全盘否定。在陆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情与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情”并不是对“志”的扬弃,《文赋》中就有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观察自然万物所感受到的情感和心志的培养是互相交融的,是不可分离的。然后他突出强调“情”的作用,认为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有情感才会有创作的灵感,才能够推动文学创作过程的完成。《文赋》中还提到了:“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这里的六情是说喜、怒、哀、乐、好、恶等人的内心情感,如果情感停滞了,那么文学创作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也就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诗缘情而绮靡”说揭示出了诗歌创作的情感因素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情感的抒发,就不能够称为诗歌。“缘情”才是诗歌的最本质特点。
（三）“绮靡”
《说文解字》释“绮，文缯也。系部奇声。”系，为细丝，“绮”则指“有素地花纹的丝织品。”“靡”释“披靡也，从非麻声”。“靡”在《说文解字》的解释，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其意思。而在《楚辞·招魂》“靡颜腻理”中“靡”解释为“细腻；细密”之意。《庄子·天下》：“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中“靡”解释为“华丽；美好”。可见，“绮靡”一词本来针对精而细的丝织品而言，而且“绮”与“靡”后来均延伸出美盛，美好之意，后被作为形容词来描述艺术作品，应与华丽、美盛之意大致相同。陆机用来形容诗歌的文体特征，也应指诗歌的艺术修饰方面。诗歌必须借助“绮靡”的形式来完成对情感的表述作用，引发读者的“移情”，达到情感外化的目的。诗歌要有艺术美，并非要让诗歌走向柔靡浮华。因此“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观点不仅使诗歌的抒情特征摆脱了“止乎礼义”的巨大束缚，而且对诗歌的艺术形式美的本体特征要求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陆机的《文赋》及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就是说诗歌因情而生。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主情为诗的特点。众所周知，“诗”乃是形式，是表达诗人情感的媒介，而“志”则是内容，是源泉是灵魂。“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世文学批评史上形成“情志并举”、“文质并重”，进一步揭示诗歌的本质属性、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歌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四）意义和影响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严重束缚,这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陆机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两晋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具有深厚美学意义和崭新审美思想的新文学观念。这一新文学观念进一步将知识分子从“诗言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客开始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使诗歌摆脱了先秦以前单一的“诗言志”的模式,使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陆机通过“诗缘情”说这一理论的艺术实践,直接促动了南朝文学创作活动,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日趋完善,为迎接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作好了准备。同时,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观点的提出对魏晋时期钟嵘的《诗品》的产生也有一定的直接启示作用。另外,“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世文学批评史上形成“情志并举”、“文质并重”,进一步揭示诗歌的本质属性、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歌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但是,有人认为陆机的“诗缘情”说弃志而言情,过分地强调了感情的抒发和艺术形式的华艳,使人容易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其实，“诗缘情”说将文人们从“诗言志”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儒家诗教论“诗言志”说的全盘否定。在陆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情与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情”并不是对“志”的扬弃,《文赋》中就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观察自然万物所感受到的情感和心志的培养是互相交融的,是不可分离的。然后他突出强调“情”的作用。只不过在当时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说后，被当时的作家们片面地发挥和运用,客观地成为南朝浮艳文学的理论根据。陆机之后的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甚至梁陈时代的宫体,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缘情”、“绮靡”理论的影响。
三、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与华兹华斯“抒情理论”之比较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宣告了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在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中详细阐述了浪漫主义新诗的理论，被誉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宣言。在《序言》里，华兹华斯的诗论也涉及到关于诗的本质问题和诗歌语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一观点和陆机的“诗缘情”说具有相似之处，都强调“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
华兹华斯抒情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将诗歌作品的本质看成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是诗人强烈情感支配下的产物。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里说道：“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他强调“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表现的必须是真情实感，坚决反骄揉造作的虚假描写。他在“序言”中说，诗人决不单纯为自已写诗，而是为着人们写的，因此，每一首诗都应该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这就是说，情感在诗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关于“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观点，道出了诗歌创作的本质，诗人必须用热情去思考和感悟，愤怒才能出诗人。同时，他又认为诗人的感情必须是真挚的，诗中不应有虚假的描写，诗人无须去装饰自然或增高自然，而应该抛弃热情中使人厌恶不快的东西。因此，他劝导人们“倘若热情并不强烈，文体也相当平和”，那么就绝对不应该去做“娇揉造作”的描写，而是依存于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把所感所悟表现出来。华兹华斯提出“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对十八世纪人们所尊崇的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的摒弃和突破，这一点和陆机的“诗缘情”的提出来突破“诗言志”传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强调诗歌是人的内心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诗歌不受外界客观形式的约束和束缚，认为情感才是诗歌的本质特征。
与诗的本质的抒情理论相对应，华兹华斯在序言中还讨论了诗所应该描写的题材和所应该使用的语言，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华兹华斯主张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文学写作突破描绘现实的范围，他认为诗歌写作应采用民间生动的语言，认为民间的语言是“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经常地和实际生活保持者最密切的联系，因此是最使表情达意的。所以在语言方面，华兹华斯主张诗歌应该自始至终采用农村下层群众真正使用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或描写。在这一方面，则与陆机所强调的“诗缘情而绮靡”中的“绮靡”说有着看似背驰的见解。陆机主张诗歌须借助“绮靡”的形式来完成对情感的表达作用，从而引发读者的“移情”，达到情感外化的终极。但陆机所要求诗歌的艺术美,并非要让诗歌导向柔靡浮华，而是为了使诗歌的抒情特征摆脱了“止乎礼义”的巨大束缚。这与华兹华斯主张诗歌要突破古典主义的创作用运民间纯朴自然的语言所要达到的初衷一样，都是为了摆脱传统诗歌形式上的约定和束缚。
四、结语
“诗缘情而绮靡”是魏晋时期的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绮靡”是对诗歌语言形式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要求。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先秦诗论“诗言志”说的巨大挑战，促进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结尾对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和华兹华斯“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的文艺理论作了简单比较，虽然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但他们都强调“情”乃诗歌的本源和本质特征，都对传统诗歌创作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且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参考书目：
① 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订，中华书局
③ 《中国文学理论》编写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④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年版
⑤ 童庆炳赵勇：《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