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合肥晚报
一
本书特点有三。
第一，当代学者论及中国人性论时，多呈现儒学单一化的思考，且局限于心性论而不及情性论。港台新儒家中的心学一系更拘泥于“心体”与“性体”说，流于禅学化。对人性的论述诚如尼采所说，沦于“概念的木乃伊”而缺乏生命的活力。究其原因，在汉宋哲学史上，儒学的人性论从董仲舒至程朱陆王，不仅仅存在着尊性黜情之弊，更陷于性善情恶观。因此，本书借庄子着力于从正面阐发人性论中的情性说。
第二，本书意在揭示出哲学史上自然人性论的一条主线──自孔子、告子、庄子、荀子，下达王安石、苏轼、王夫之、戴震。这条非常重要的自然人性论主线曾被后儒割裂，有待重新被连续起来。
第三，春秋末年，老子和孔子掀开了中国哲学开创期的序幕，儒道两家围绕人性的议题各自阐发其独特的慧见。战国中期，孟、庄进一步将老、孔未显题化的人性理论推向显题化，并由此成就了中国人性论在其开端期的高峰。可以说，孟子和庄子在人性论的内涵上相互彰显。为此，本书一方面对比孟子的道德心，进而陈述庄子的审美心，另一方面在孟子性善的衬托下，论述庄子人性的真与美，并沿着这一脉络系统化地解读庄子在道情、天情的统摄下，关照现实人生的“任其性命之情”与“安其性命之情”的理论走向。其目的在于呈现人性论议题中儒道两家的理论特征──儒家强调道德人生，而道家侧重艺术人生。两者的汇合又更能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特质。
二
我对人性论议题的思索，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学思历程。
大学时代，我们的西方哲学史课程采用AlfredWeber的著作作为教科书，这本书开篇论述希腊哲学，便突出形上学与自然哲学的课题。整部哲学史中，几位主要的哲学家也都以形上学作为他们理论建构的主体，而不像中国哲学那样重视人性论的问题。我的学士论文以洛克的知识论为题。在探讨知识起源时，洛克提到“人性白板说”，给予我很深的印象。可是，严格说来，我在整个大学阶段，都未曾进入人性论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哲学神造说与原罪论笼罩下的人性论，与我自幼耳濡目染的人文传统格格不入；其次是港台新儒家道统说所塑造的偶像崇拜之禁锢人心，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更无法引发我学生时代的兴趣。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上，一开始就会接触到人性论的议题，尤其是孟子和告子的人性争论。当时初学逻辑的我，便感觉告子的陈述比较合理，而孟子的言辞恰似诡辩，他使用逻辑上所谓“偷换概念”的方式进行论辩。因而，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对孟子有关人性的陈述抱着存疑的态度，从而，对人性议题的思索也被长期搁置。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到北大任教，我才由重建道家人文精神的课题，进而反思人性的议题。
三
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由尼采进入存在主义和庄子，并旁及罗素、弗洛姆等社会哲学的著作，其中，他们有关人性的阐述曾一度引发我的
整个七十年代，由于现实人生屡遭波折，我的学术人生也被迫中断。而现实人生的转变也同时影响着我学术人生的走向。保钓运动以后，我清醒地意识到所谓“自由民主的圣地”“维护世界正义的警察”，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着掠夺和杀戮。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将相对关系化，将自我视为的“善”而将他人视为的“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我更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客们不仅依然未能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且还在政治的新野蛮主义与宗教的唯我独尊论的双重引导下，将人类整体带入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由此，弗洛姆的疑问——人性究竟是羊还是狼，或者是披着羊皮的狼——长期起伏在我的内心之中。
四
时至今日，我将对人性议题的
进而，如果再将思想视野拉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看，中国人文精神的弥漫又与西方宗教的原罪说形成强烈的对比。正如方师东美先生所言，西方神性遮蔽下的先天性恶论和人性两极化，将“整合的人性沦为一种‘恶性二分法’（viciousbifurcation）”，“足以戕害人性尊严，割裂人性完整，而这在中国人文主义的光照之下，尤其看得清楚”。可以说，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
是为序。
陈鼓应
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