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先秦时期伯夷、叔齐二者形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定的，诸子的论述多是结合自身时代与思想，通过增添故事细节和更换评价视角，对二人形象进行再解读。由于最早记录二者事迹的文献《论语》属于儒家的著作，他们形象的内核也是偏于儒家的，代表着中华文化崇尚礼让、施行中庸、坚守志向的优良品质。至于战国，孟子笔下的二人因肯定西伯的仁政而归附；庄子批判二人为求名而“残生损性”的行为；韩非子从“法”“术”“势”的角度出发，认为二人虽廉洁高尚，对于君主统治却是“无益之臣”……对二人形象的描述与评论自然成为诸子传达思想的工具，这也体现着先秦诸子散文文学功用性强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伯夷、叔齐二人的形象在诸子的补充与评价中越发丰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学与哲学价值。
一、轻生重名，真伪难辨——《庄子》中的伯夷、叔齐伯夷、叔齐
在《庄子》的内篇、外篇与杂篇中均有提及，现在学者多认为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所做，这里为了人物形象分析的整体性，仍对现存《庄子》的所有篇章进行分析。《庄子》一书中，对伯夷、叔齐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并存的，肯定他们是儒家“义”“重名”等伦理道德的代表，否定他们为名而死，以致“残生伤性”。《庄子·秋水》中，借河伯之口道出“伯夷之义”。《庄子·盗跖》中，将二人与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等为坚持儒家道德操守而死之人放于一处，详述他们死的过程与细节。不论《庄子》中这些描述的最终目的为何，它们都在客观上奠定了伯夷、叔齐儒家理想道德践行者、守护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确立，恰恰蕴含着对其中体现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与否定。《庄子·盗跖》中，言明“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将坚持名节、舍弃生命的六人比作被肢解的狗、沉入河的猪和拿着瓢到处乞讨的乞丐，着力批判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庄子·骈拇》中，将伯夷与盗跖对比，认为二人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的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个评价已是极低了。可以说，《庄子》中伯夷、叔齐二人的形象呈现与评价，是在肯定基础上的否定，否定是肯定的最终目的，也是庄子态度的主要倾向。
《庄子》中对伯夷、叔齐二人轻生重名形象的批判，与庄子思想的生死观有着极大的联系。出于隐者的道家讲求全生避害，注重保养身体、延长生命。《庄子·山木》中曾有“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思考，冯友兰先生在谈到庄子的全生之道时也曾言“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为此，庄子极力反对为追求名而损害自身的行为。他真正赞成的，是达到“一物我”“齐生死”的境界，顺乎本性，超越现实世界的幸与不幸，从而实现“逍遥”。在借助伯夷、叔齐形象表达思想的过程中，庄子往往会在已有事实上更换角度以陈述自己的观点，如在《庄子·骈拇》中，庄子并未从传统的仁义观去评价二人的行为，而是从生死观上，阐述庄子、盗跖的“伤性以身为殉”的同一性。此外，《庄子·让王》篇中，伯夷、叔齐的事迹已通过再次演绎增添细节成为寓言，借以表达反对“以暴制暴”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考证出《庄子》中对伯夷、叔齐的负面评价，有后人伪作之嫌，如对于《庄子·盗跖篇》，“多半是攻击圣哲的言论，向来都认为不是庄子的作品。”
二、廉洁高尚，无益之臣——《韩非子》中的伯夷、叔齐
《韩非子》中提及伯夷、叔齐的次数很多，但大都是将二人作为论述过程中的一个例子，借以证明前后文的观点，对二人形象新的阐释主要集中于《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子·说疑》两章。可将《韩非子》中伯夷、叔齐的形象分为新、旧两部分——旧的形象存在于当时主流文化之中，认为二人是儒家思想中廉洁、贤能、仁爱的代表。如《韩非子·功名》中言“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将伯夷的行为与尧舜的德行共同列为圣人所达到的较高境界，肯定了二者形象的高尚性；新的形象则基于韩非自身所持的法家思想，认为二人“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先古圣王皆不能臣”,作为臣子不为赏罚所动，自然无法为君主所用，因而是“无益之臣”。
可以说，《韩非子》“虽然从学派的角度韩非否定了伯夷，但在其个人观点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主流的态度，对伯夷予以了肯定”。肯定他们廉洁高尚的形象，否定他们于法术势体系下“无益之臣”的身份。这种褒贬相杂的评价态度与《庄子》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是道、法两家借助其他学派经典人物阐明自身观点的必然要求。同样，无论褒贬，《韩非子》中对伯夷、叔齐二者形象的评判都是出于阐明本学派治国之道这一目的的。《韩非子》中对伯夷、叔齐二人新与旧形象的呈现，基于阐释“法”“术”“势”与赏罚分明等法家重要观点的目的。细读文本，我们可以从韩非子峻峭犀利的文风中，体会出矛盾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性强的论辩风格。
《韩非子·孤愤》中，说君王近侍的品行无法做到像伯夷那样好，是为了指出当时君主易受“当涂之人”的蒙蔽，以致疏远贤人的问题，揭示法术之士与当涂之人的不可共存性；《韩非子·用人》中，言“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是为了阐述法家的用人原则，即依法用人、赏罚分明。言“使伯夷与盗跖俱辱”，会使臣子背叛君主，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赏罚不明的后果。这些表述中体现着韩非子论辩中鲜明的矛盾思想——伯夷作为贤人，是正义的一方，与近侍、盗跖等人构成黑白对立。
二者不能同样对待，也不能共存。在评价二人形象的过程中，《韩非子》中寓言的使用也极具特色。《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借昭卯之口道出：“伯夷以将军葬于首阳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而以将军葬，是手足不掩也。”为对伯夷的形象增添新的内容。文中卯昭借伯夷表达不满，将自己五乘食邑的俸禄与劝退四国军队的功劳相比，言明这种对待就像赚了很多钱的人却穿着草鞋。韩非子则将伯夷的事迹与卯昭的比喻两者叠加，以此构成寓言。以将军之礼安葬伯夷并无其事，书中拟造这种情节是为了借他的贤名突出赏罚分明的道理。
结语
在新增加的情节中，被演绎的伯夷、举伯夷之例的昭卯、借助二人说明自家思想的韩非，三者在文本内外构成严密的推理，进而将论辩观点实证化，具有较强的叙述性与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