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骂詈”的思想视界
姚海涛
（1.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青岛）
摘要：孔、孟、荀三人是先秦儒家最佳代表者，其骂詈既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其在骂詈对象、骂詈言辞、骂詈方法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其骂詈既有鲜明的儒家学派共性也蕴涵了其独特的思想、不同的气象以及个性的气质。总体来讲，孔子是“和蔼”之骂詈，孟子是雄辩式骂詈，荀子是统类视域中之骂詈。选取人类社会中骂詈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进行理论观照，集中阐发其文化镜像及其特点，有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先秦儒家。
关键词：孔子；孟子；荀子；骂詈；思想视界
引言
西哲海德格尔有一个关于存在与语言关系的著名论断：“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1]人作为一种存在，注定只能通过语言这一特定方式来完成对世界的感知、参与。这也是人“宿命”式的存在方式。这一论断代表了西方哲学思潮的语言转向，后成为哲学视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15他将语言方式定义为生活方式。语言在人的表达、沟通、接收、反馈等方面的不可或缺性构成了人在世的方式。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经典文本中也有关于语言的修饰、说出时机、言与默的关系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如言与默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说”方式。《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就有：“匪言勿言，匪由勿语。”[3]《周易系辞下》中也有“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4]语。《论语为政》中孔子说过“慎言其余”[5]59“予欲无言”[5]等。《孔子家语观周》中的金人背后有铭文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6]《道德经》有“大音希声”[7]“不言之教”[7]“知者不言，言者不知。”[7]《庄子》中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8]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有往不可返、覆水难收的特点。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先秦儒家、道家，其对待语言的思想传统具有某种意义的一致性。重言、慎言、不发伤人之言成为中西方哲学一个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骂詈可归为语言的一种，但它是语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如果将骂詈与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视界联系起来，无疑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人人都有骂人的经验也有被骂的经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骂詈有着与人类语言同样久远的历史。人类历史上的“首骂”源于何时又出自何人之口早已不可考。《诗经》中已有大量骂天、骂人等诗句表达。《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骂：“詈也。从网，马声。莫驾切。”[9]《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骂”有如下两个意思：“一是用粗野或恶意的话侮辱人；一是斥责。”[10]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恶语加于人视为“骂”，而詈则是骂的书面语。如果将骂詈行为视为滥施淫威和无道德修养的失和、失态，将那些骂詈用语视为语言禁忌，那么骂詈行为就没有任何正面意义与价值。但我们更应该看到骂詈与卑鄙、肮脏、龌龊语完全不同。
骂詈是“不言”之“言”。骂詈是跳脱出正常沟通交流轨道的一种独特的言论与思想表达。骂詈是不言之“默”。骂詈是在根本问题上的“默示”。它建立在对话双方正常沟通被打破的特殊情况下，无进一步交流之必要与可能基础之上。甚至骂詈者之间由于思想差异巨大，也不处于同一“时空”维度，是无法沟通之后的“默”。甚至连骂詈的目的也是“默”。骂詈有使对方噤声，达到“默”的状态，以防止邪说异端污染、误导甚至蛊惑大众，有利于屏蔽有害信息的传播，造成隔离、隔绝的默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骂詈本身还是体现出了思想专制与语言暴力的倾向。骂詈是“不辩”之“辩”。骂詈之于辩论这种思想碰撞形式，更像是无理之“闹”，已经不是语言的辩论，更像是一场以言语为利器的野蛮厮杀。当然，骂人也可以不仅仅是个体的情绪化表达，而且还可能出于某种理论上的考量，甚至有深刻的内在理路依据。也即骂詈可能有其正面意义与价值。
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视域中，嘻笑怒骂皆成文章。骂詈有理、有故、有据、有意义，甚至构成了骂詈的思想视界。在这里，骂詈无关个人品行，甚至也无损个体大雅，反而可以体现个性特点、个人气象。如果将先秦儒家的骂詈行为作为一种普通语言现象与其学派特性、语言风格、心理机制、道德观念等实现视界融合，打破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入思向度，重新对先秦儒家文本进行观照，就能寻绎出骂詈的逻辑基点，从而窥见其文化镜像及成因，开掘出先秦儒家骂人的背后玄机及被遮蔽的理论意义。甚至透过他们的骂詈论域，还能体味到其社交技巧、语言艺术、思想语境等多方面丰富的意涵。
一、孔子之“和蔼”骂詈：吹面不寒杨柳风
儒家向来以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著称，但先秦儒家却将骂詈视为一种言而当、默而当、骂而当的正常语言现象。翻检先秦典籍，我们发现儒家代表人物均有骂詈行为。儒家之骂基本是非骂不可，不骂不足以辨曲直，不骂不足以别是非，不骂不足以清门户。孔孟荀“骂詈”风格各不相同，其异如面，其反映的思想视界也略有差异。
先从孔子谈起。孔子虽说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5]的话，强调“讷于言而敏于行”[5]73但是他也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5]69。所以孔子骂詈也就毫不奇怪了。孔子骂詈指向对象非常广泛，可以说无人不可骂，大致可分为政治人物、孔门弟子、朋友等。《论语》《孔子家语》等相关典籍中的孔子是一个和蔼而明快、温润而含蓄的学者形象。宋代儒者将其评价为“无迹”，是“元气”，是“明快人”，是“无所不包”之天地。所以孔子之骂詈亦当如是观。观其骂詈，语气“和蔼”，骂詈方式、路数因人而异。可曰无骂不精当，无骂不精彩。
孔子骂詈有其深刻的春秋末年之时代背景因素与儒家根本思想作支撑。孔子对其是否骂詈是由儒家根本价值观念“仁礼合一、仁为礼本”来衡定，具有深刻的伦理判断于其中，而非纯任个人私心。孔子平时根本无暇对任何人进行评论，有“夫我则不暇”[5]“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5]的说辞。凡是孔子所评价过的历史人物“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5]孔子之评论，或诋毁或赞美，必须是经过夏、商、周三代严苛的“直道而行”道德标准考验衡量之后而做出，决非随意随性而为。
1.骂詈管仲：伦理判断与历史评价的合一
孔子对政治人物的骂詈主要涉及到管仲、季氏二人。孔子对管仲既有骂詈之讥，也有“如其仁”的高度评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5]“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5]这里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理性评价问题。孔子在进退两难的评价中包含了伦理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合一，社会公德评价与个人私德评价的合一，仁与礼的合一，德与才的合一等诸多复杂的理论标准。
孔子在评价管仲时有“器小”[5]66“不俭”[5]66“不知礼”[5]67之讥。从这些评价用语基本可以认定评价中含有骂詈语，当属骂詈范畴。儒家向来重视私德与公德的统一。从伦理判断角度观之，管仲在私德方面确有所欠亏。“器小”朱熹解释说“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5]66管仲有“三归”，一人兼数事，极其奢侈。再者在公德方面，管仲与邦君一样“树塞门”“有反坫”有僭越礼仪之嫌，正所谓“不知礼”。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方面都落人话柄。
孔子向来提倡王道而非霸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春秋第一霸主地位。但在孔子看来，管仲政治统治上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联系到《荀子·仲尼》中的“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11]54就不难理解儒家自孔子到荀子都对此事耿耿于怀了。因为管仲政治上“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11]55，他没有把政治教化当作立国之本，没有达到崇高的礼义政治境界，施政也没有让民众心悦诚服，只是在策略、方法上取得偶然的、暂时的成功，而非政治大本上的成功。这些均可与《孔子家语·致思》中子路问孔子“管仲之为人何如”[6]83一事相印证，也可能为同一事的不同记录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管仲的“如其仁”“仁也”的称赞之语让人有些措手不及。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管仲确实是一代名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以必须给予历史地位的确认评价。毕竟“管仲才度义”，其才智胜过了道德，建立了不世之功勋。所以孔子对管仲既有骂詈，又有称赞也在情理之中。类似矛盾的心态其实反映的是孔子对人全面、广阔而辩证的评价标准。既有价值理性又有工具理性的考量，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