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性逍遥”：
历代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重要指向
作者简介丨叶蓓卿，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及中国古典文学。
原文载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年05期。
摘要
《逍遥游》篇为《庄子》全书开宗明义之作。关于庄子逍遥义，历代以来存在着适性逍遥、无待逍遥、“象数取证”释逍遥、以大为逍遥等各类丰富的阐释指向，其中尤以郭象“适性逍遥”说流播至广，并对后世的庄学研究、佛道理论、诗文创作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推本溯源，必须指出，郭象所主张的“各安其分，小大俱足”的“适性逍遥”，已抹煞了“有待”“无待”的差别，实则有违于庄子所表达的无待逍遥本义。
一、“适性逍遥”说对庄子逍遥义的悖逆
《庄子》书中，《逍遥游》篇最为透彻地阐释了“逍遥”本义。首章寓言，即已证得仙才卓荦：鲲潜深冥，鹏飞苍穹，借语《齐谐》，假说汤问，笔锋缥缈，变化多端。或缀点三两小禽，嗤笑解颐；或列举冥灵、大椿，勾惹羡意。以上，全收束于一句“此小大之辩也”，便又开启后节文意，直视凡尘俗态。如此环环相扣，纵有妙手拆解，又何从攀附万端？下文先言宋荣子宠辱无惊、列御寇御风而行，却仍与上述各物一般，“有所待”而未见逍遥真义。文幅过半，顺势从流，跌宕处依旧摄*夺魄，零星处从来不落闲笔。而逍遥本义恍似游龙，匿迹云端，捧卷者只见群山雾绕，难辨桃源歧路，若非至人、神人、圣人翩然登场，险些跌出“无待”真界之外。至此，全文正意方显：“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篇末，天资纵逸的庄子现身说法，托命不堪用之大瓠，眷心无法度之大樗，寝卧逍遥，放情广莫，荡漾自适，傲鄙尘寰。庄子笔力挪转乾坤，气象非凡，常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其间种种大小寿夭的对比、至圣先贤的传说，全是障眼，唯有“无待而逍遥”才是《逍遥游》篇正本清源的主旨所在。
庄子逍遥本义如此，郭象却基于其“物各自造而无所待”(《齐物论注》)的“独化”论，为《逍遥游》篇解题如是：“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郭象认为，庄子逍遥义的关键既不在于大小、寿夭等外在差异，也不在于“有待”、“无待”的区别，而是在于是否“性各有所安”(《秋水注》)。在郭象看来，万物“性各有分”，不可能半道“易其性”(《齐物论注》)，所以要达到“适性逍遥”，只须在“自得之场”中，“任其性”、“称其能”、“各当其分”即可。所谓“自得”，郭象认为“莫若安于所受之分而已”(《秋水注》)，具体而言，就是“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矣”(《秋水注》)。郭象虽言万物玄理，却句句都关乎人世，他的“各安其分”，就是在规劝人们安时处顺，因为“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逍遥游注》)。郭象指出，人的痛苦源于“羡欲之累”，而世间大小、寿夭、贵贱都“各有定分”，不可改变，唯有放下对于他者无谓的羡慕，安于性命，才能根除人生的痛苦。然无生无思之物或可淡漠寡情，如郭象所说“各自造而无所待”；而生当为人，又怎么可能泯灭七情六欲，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呢？郭象的“适性逍遥”，引向的是对于既定现实的驯服与屈从，即所谓“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秋水注》)，实质上却解构了庄子超逸出尘的“无待逍遥”所蕴含的高贵而严肃的精神探索。
在郭象眼中，“适性逍遥”是人人有份的“逍遥一也”，圣人有圣人的逍遥，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逍遥。“适性逍遥”说取消了精神境界上所存在的高低之别，也否定了物与物、人与人之间胜负、贵贱、荣辱的差异。比起庄子推崇与追求的超越俗世的“无待逍遥”，郭象的“适性逍遥”显然要轻松许多，因此闻其风者多悦之广之。由于郭象对“无所待”范畴的过分泛化与扩张，在他的《庄子注》中，庄子“无待逍遥”的本义已被完全抛下，《逍遥游》篇“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然，也被解读成一种触手可及的平常。这既可以认作是庄子阐释史上关于生命境界的一次妥协，也不妨视作郭象在处世哲学上的尝试与突破。
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在当时玄学界颇得人心，几近独步，唯有东晋高僧支遁一反其说(1)，认为“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前后两者不仅不是“逍遥一也”，反倒可以说都是不逍遥的。大鹏的不逍遥，一以形躯庞大，二以营生路旷，就连郭象自己也承认，大鹏“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而即便万事俱备，“适南冥”本身就足以使大鹏“为外物所累”。苍茫云海间，谁慰长路辛？谁解天地老？谁又堪前程未卜、嘲讽满布？大鹏纵然风姿超绝、幕天席地，在支遁看来也绝非逍遥的代表。同时支遁认为，寓言中的斥鴳也并不逍遥。如果说大鹏的不逍遥尚且还有迫不得已的外因左右，那么小鴳的不逍遥就多半要归罪于其眼界低下、心胸狭窄，亦即支遁所谓“有矜伐于心内”。即使小鴳能像郭象所说“得其所待”，满足于草丛间的安稳小日子，但它这种把自己的“鸟生观”强加于其他生命体的矜伐之心，也足以在支遁的《逍遥论》中被剔除出局。至此，郭象所谓“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鴳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观点，已被支遁全然否定，遂使“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二、“适性逍遥”说在唐代的影响
支遁的解说虽能“卓然标新理”于一时，也确实比较接近庄子的逍遥本义，但此后真正保持着深远影响的仍是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唐初西华法师成玄英长期研治《庄子》，对郭象《庄子注》最为信服，其所撰《庄子注疏》多承郭注加以引申发挥，并于书序开宗明义：“夫《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窅冥，钳揵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者也。……所以逍遥建初者，言达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适，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在此，成玄英吸纳了郭象的独化论思想，并指出庄子逍遥义即“所造皆适，遇物逍遥”。其后疏解《齐物论》篇，成玄英也强调“万类参差无非独化者也”；疏解《知北游》篇时又重提此论，认为“夫聚散死生，皆独化日新，未尝假赖，岂相因待”。成玄英由此出发，对郭象的“适性逍遥”说进行了引申发挥。他在疏解《逍遥游》篇时说：
昔日为鱼，涵泳北海，今时作鸟，腾翥南溟，虽复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犹死生聚散，所遇斯适。
夫四生杂沓，万物参差，形性不同，资待宜同。故鹏鼓垂天之翼，托风气以逍遥；蜩张决起之翅，抢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动，禀之造化，非有情于遐迩，岂措意于骄矜！
且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
鴳雀小鸟，纵任斥泽之中，腾举踊跃，自得蓬蒿之内，故能嗤九万之远适，欣数仞之近飞，斯盖辩小大之性殊，论各足之不二也。
夫翻覆一杯之水于坳污堂地之间，将草叶为舟，则浮泛靡滞；若还用杯为舟，理必不可。……是以大舟必须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则物皆逍遥。
成玄英和郭象一样认为，无论是鲲涵泳北海、鹏腾翥南溟，还是蜩与学鸠决起榆枋、鴳雀纵任斥泽，虽有升沉高下、大小远近之殊，但只要所遇斯适，天机自张，即使皆有所待，也都可以得到逍遥，即所谓“物之禀分，各自不同，……各按其分，则逍遥一也”(《秋水疏》)，所以“大舟必须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则同样能够得以逍遥。
郭象的“适性逍遥”说不仅对唐代庄子学发展产生了影响，还渗透到了唐代道佛二教的论争之中。唐初纪国寺高僧慧净《析疑论》云：
论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翫空谈。答曰：诚如来旨，亦须分别。窃以逍遥一也，鹏、鴳不可齐乎九万；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殇均其寿夭，莛、楹乱其横竖，施、厉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夺可忘。庄生所以绝其有封，非谓未始无物，斯则以余分别，攻子分别，子亡分别，即余亡分别矣！
唐贞观中，皇太子于弘文殿召集三教学者，僧慧净讲《法华经》，道士蔡子晃讲《道德经》，并就《法华经》“序品第一”展开争议。太子中舍辛谞则根据庄子思想，认为圣人以一音演说教法，道、佛二家各随类解，究其根本理趣是相同的，若一定要在道、佛二家之间强生分别，未免流于“空谈”，并批评佛教受于熏修之“我净”、成于缮克之“慧定”，实则属于“资气涉求”的“后心有待”(见《析疑论》)。慧净对此予以批驳，认为“鹏鴳不可齐乎九万”，“椿菌不可齐乎八千”，同样，爝火不可侔于日月，浸灌不可比于时雨，而泰山与毫毛、彭祖与殇子、莛与楹、西施与厉，又怎可混为一谈？则“万善所以兼修，为无不为，一音所以齐应”的佛法，哪里是“绝圣弃知，抱一守雌，泠然独善，义无兼济”(见《析疑论》)的老子可望其项背呢！既然“庄生所以绝其有封，非谓未始无物”，则佛、道二教之深浅优劣也就不可不分，分而后知其是非，各相安于自家深浅优劣，其“逍遥一也”。此处慧净虽言分别，又称“逍遥一也”，论辩理路也颇受“适性逍遥”说影响，当然也因此远离了自家前贤支遁所标的“新理”。
玄坛之外，唐代文苑亦多袭此风。唐代诗人对于庄子鲲鹏意象的理解与化用中，频见郭象“适性逍遥”说的影响。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云：“洪涛未接，长鲸多陆死之忧；层风未翔，大鹏有云倾之势。池鳅井鲋，亦将鼓鳞而轻之；田鸠野鴳，亦将骞翮而侮之。及其衡溟渤，接扶揺，吹波则江汉倒流，腾气则虹霓掩彩，摩赤岸，负苍天，然后知其力焉。”(2)辞句间难扫忧患之气，但细观文中长鲸、大鹏，未得风水则为庸禽所欺，得其所待则逍遥于江汉云天，寓意大致不离郭象所主张的“适性逍遥”说。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还直接谈到了对庄子逍遥论的看法：“且达人庄生，常有余论，以为斥鴳不羡于鹏鸟，秋毫可并于太山。由斯而谈，何小大之殊也？”庄子认为鹏与斥鴳只是在“有所待”这一点上具有统一性，其本质还是存在性分差别的。而李白理解逍遥义却难免受郭象“适性逍遥”说的影响，转而从“斥鴳不羡于鹏鸟”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在主观态度上各安其性，则无论斥鴳与鹏鸟还是秋毫与泰山，并没什么不同。白居易同样深受“适性逍遥”说影响，认为“鹏鴳高低分皆定”，“高鹏低鴳各逍遥”，并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起伏转折，告诫自己“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不过，白居易虽然认可“适性逍遥”的观点，也说过“蠢蠕形虽小，逍遥性即均。不知鹏与鴳，相去几微尘”，却并未自甘平庸，他仍然相信“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凤终挍胜虵虫”。说明白居易与唐代大多数诗人一样，心中所追慕的主要还是庄子所塑造的大鹏形象。
三、“适性逍遥”说在宋代的影响
宋代学者开启了以易学阴阳象数理论解读庄子逍遥义的风气，他们多将《逍遥游》篇的“九万”、“六月”分别按照易学思想解释为极阴、极阳之数，认为鲲化为鹏以及大鹏南徙都是阴阳互化的反应。王安石之子王雱即是较早运用这种理论解析庄子逍遥义的代表，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中并不认可郭象的“适性逍遥”说，认为“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为知庄子言逍遥之趣也。”王雱虽然并不同意郭象“有待”、“无待”皆可“逍遥一也”的论调，然而当他谈到《逍遥游》篇“尧让天下于许由”一则寓言时，同样也认为“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为功，而尸祝以清净为职，是各极于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岂敢越职而代之？代之则乱其分守也，分守乱则岂免于累乎？故尧极于神，而许由岂敢越分而代之？代之则不免于累也，不免于累则不足为逍遥。”并再一次以“累”与“不累”作为划分逍遥与否的标志。在王雱看来，既然“物各有分”，那么唯有“各守其分”，才可能“无累”而逍遥。许由的无为固然是逍遥的，但许由如果越过了自己的“分守”，代尧而治理天下，就会“不免于累也”，原先的逍遥也将随着“无为”的损坏而彻底破灭。至于尧治天下，王雱认为是一种“君天下而无心于天下”的状态，其后的让天下，是因为尧终于能够“得天之道”，所以也是无累于心，同样可以达到逍遥境界。在王雱看来，无论有为还是无为，只要“能任其极，各为至当”，就“均是至妙，无所分别”，所以尧在有为的时候，也不必羡慕许由的无为，只须各守其分就是了。王雱的这些说法，很大程度上正是承继了郭象“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的观点。
宋末罗勉道著《南华真经循本》，意在探求庄子本义。他在阐释《逍遥游》篇时相当尊崇庄子本旨，认为“鲲、鹏、蜩、鸠、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飞有高下”，“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为逍遥游有优劣”，并在解说过程中极力肯定了以“至人无己”为代表的优等逍遥游，而对蜩、鸠、斥鴳及“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等为代表的劣等逍遥游表示出鄙夷与不屑。但即便如此，罗勉道仍然继承了郭象“适性逍遥”说的提法，认为“夫天之所赋，各有定分，岂可强同蜩、鸠、斥鴳于鲲、鹏哉！”并指出“人虽如呺然难举之瓠、拥肿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资质用之，随事而化，岂失其为逍遥游哉！”
宋代诗文中，虽然也有质疑向秀、郭象所谓鹏、鴳各得逍遥之观点的，如*庭坚认为：“蜩化抢榆枋，鹏化抟扶摇。大椿万岁寿，粪英不重朝。有待于无待，定非各逍遥。……惜哉向郭误，斯文晚未昭。”但更多的还是对于郭象“适性逍遥”说的认可。与*鲁直同出苏门的晁补之尝言：“小知之与大知也，小年之与大年也，白鹄黑乌，长鹤短凫，各以其异游于世，相与无慕，是庄周之所谓逍遥也。”认为事物不管大小寿夭，也不管有多大差别，只要互不羡慕，各按本性而动，就同样可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这种观点虽然背离了庄子的逍遥本义，却正是对郭象逍遥观的进一步发挥。陆游祖父陆佃也曾解读过鲲鹏寓言，认为“此言大小虽殊，安于至足，则其于逍遥一也。故虽斥鴳之卑，无羡云鹏而荣，愿有余矣。”《逍遥游》原文中，无论大鹏、学鸠、斥鴳，都是有所待而不得逍遥的，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的得道者才可得以逍遥，而陆佃的观点很显然因袭了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因而也就远离了庄子的逍遥本义。又史绳祖云：
庄周之书有“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又曰“鹏抟扶揺九万里，而风斯下”，盖齐物之论也。后世有本其说而赋之者，如张茂先赋《鹪鹩》自譬甚小，李太白赋《大鹏》自譬甚大，皆适其性而已，不出庄周齐物之论耳。
庄子在《逍遥游》篇中借“鹪鹩”、“鲲鹏”等以阐明其万物皆有所待之旨，晋张先撰《鹪鹩赋》以抒发其形微处卑之慨叹，唐李白著《大鹏赋》以拓广其心志，与庄子思想已大有径庭，而史绳祖著为《大小各适其性》之文，以综合解说以上三人之思想，显然是借助了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其他诸如李纲“鹏鴳何须迭相笑，斯游安往不逍遥”、楼钥“君不见大鹏与鷽鸠，自适俱是逍遥游”、王十朋“斥鴳适蓬蒿，大鹏抟九万。物情贵得所，奚用求自献”、史浩“在昔蒙庄有至言，万物逍遥天地间。大鹏斥鴳异禀赋，随性奚假人防闲”等，也无不受到了郭象“适性逍遥”思想的深刻影响。
四、“适性逍遥”说在明清时期的影响
自元代直到明代前期，整个庄子学困陷于漫长的萧条状态，时至晚明，却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一直延续到清末才转生新变。这一时期人们对于《逍遥游》篇的研究，主要是在吸收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大’为纲”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风气，如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释德清《庄子内篇注》、林云铭《庄子因》、胡文英《庄子独见》、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多认为大鹏的形象就代表了逍遥游的境界。但无论庄子阐释指向如何变化，郭象的“适性逍遥”说总是历久弥新地展现着强大的影响力。唐陆德明曾说：“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晚明冯梦祯也认为：“注《庄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数十家，而精奥渊深，其高处有发庄义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晚明至清代，诸如张登云《庄子南华真经参补》、孙应鳌《庄义要删》、李廷机《庄子玄言评苑》、陈深《庄子品节》、陈懿典《新锲南华真经三注大全》、沈汝绅《南华经集评》、邹之峄《庄子郭注》、归有光《南华真经评注》、孙鑛《庄子南华经》、钱澄之《庄子诂》、马其昶《庄子故》、郭庆藩《庄子集释》等，不是以郭象《庄子注》为底本，就是引郭象注以为立论依据，这些同样反应了郭象庄子学的巨大影响力，而“适性逍遥”说也藉此依然活跃于这一时期多数学人的心目中。
在明代至清末的各类诗文中，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同样流播深广。陈献章《送郑巡检休官还莆》诗云：“卑栖一枝足，高举入云层。大鹏非斥鴳，斥鴳非大鹏。卑高各有适，小大不相能。”童轩《感遇》诗云：“斥鴳飞蓬蒿，昼夜声唧唧。大鹏运天末，鼓簸垂云翼。小大固不同，赋性各有适。”王立道《奉和数畴兄对洒自叹之作》诗云：“莫向天池羞斥鴳，蓬蒿九万各逍遥。”胡应麟《题陆信卿书屋》诗云：“大鹏抟九万，尺鴳翔榆枋。远近各有适，逍遥固其常。”施补华《有作二首》之二云：“大鹏徙南海，培风久回旋。鷽鸠决榆枋，亦复矜高鶱。小大焉足辨，彼各游其天。”这些诗人虽身份时代甚为不同，但都认为斥鴳、大鹏同样可以逍遥游，本不必去追问谁是谁非、谁小谁大。此外，在王世贞的诗文中，郭象“适性逍遥”说的影响尤其显得突出。如：
君不读蒙庄子，斥鴳抢榆，大鹏九万里，逍遥之游竟如此！(《赠郑山人》)
有足却依兀者坐，得句总让钉铰工。大鹏九万鴳一尺，若语逍遥无不同。(《幼于欲渡钱塘……》)
大鹏九万苦不足，尺鴳抢榆恒有余。除却逍遥真际在，便应方朔羡侏儒。(《鴳适轩》)
夫九万里扶摇之大鹏，而方以仅尺之鷃，为逍遥游一也。(《乔峰亭记》)，
夫大鹏之抟扶揺羊角而上九万里，尺鴳之旦莫决于枪榆，其为逍遥一也。(《日涉园记》)-
王世贞为明代“后七子”派首领之一，曾评点《南华真经》一书，著有《读庄子一》、《读庄子二》、《读庄子三》、《读庄子让王篇》、《邵弁庄子标解序》、《周之冕书庄子要语后》等，在《庄子》文本考辨、义理解读、文章评点等方面都不乏独特见解，而在解释庄子逍遥义上却步郭象后尘，以为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与斥鴳之抢榆枋，“其为逍遥一也”。
无论获得的回应是赞许还是反对，郭象的“适性逍遥”说从来没有因为时隔久远而淡出。天下有道，文人士子多会像唐初谢偃那样在应制文章里长吟“属天下之无事，聊逍遥以自逸”(《述圣赋》)，感怀“太平盛世”为平凡小我带来的潇洒与悠闲。天下无道，他们也可以学白居易，用一句“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凤终挍胜蛇虫”(《读庄子》)，来吐露一星半点的不甘与牢骚；或是跟着北宋范仲淹，偶尔正言若反地自嘲“鹏鹪共适逍遥理，谁复人间问不平？”(《知府孙学士见示和终南监宫太保道怀五首因以缀编》)庄子以“无待逍遥”为凡尘俗世创立下难以企及的超逸境界，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则在无意中安抚过历史上众多失意的文人士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道貌岸然、逼仄压迫的崇高正义中暂时退却喘息的机会，也让他们在无可盼、无可待的现实里，依然能够挣扎着找到继续活下去的借口，甚至转而重获担当家国大任的勇气与猛力。
轮值主编
张志宏
编辑
宋金明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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